费代里奇与上野千鹤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什么？
01 女性解放的理论难题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女权主义的历史也是另一种视角下的思想史。西方女权主义发源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经过三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之后，如今似乎已经迈入不少人所定义的第四次浪潮中。回顾百年间女权主义的运动实践，“西西弗斯式的劳作”甚或“被倒戈的革命”式的困境，总是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不断重现。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对此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解放的思想不能缺少解放的理论，这指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回到启蒙思想或者社会运动实践中”，也不能停留于高呼“进步的理想”，痛斥“落后的现实”，而是需要更多对社会的内在性剖析，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看似简单的难题——按照启蒙之后的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平等”所包含的“男女平等”似乎是一条无需讨论的简单真理，可是为什么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努力去回答这个难题，正是女权主义不能缺少的“解放的理论”的核心。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如果我们认为，要么只能反复地灌输进步的理想，要么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达成目标，那么这就与女权主义运动相悖，不是一种成熟现实的态度。出于对理论的意义的高度重视，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花费大量篇幅涉入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论，辨明了女权主义三个方向的差异，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她自己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上野千鹤子为何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具体来说，她又支持什么样的理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三大主流方向之一（另外两个方向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也是相对后起的新方向。在上野千鹤子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正是针对阶级统治（资本主义）的一元论和性统治（父权制）的一元论各自具有的局限性，做出了一种融合性或者说扬弃性的思考。
这种思考对当下的我们显得尤为切题——女权主义面对着白热化的争议，动辄被贴上挑唆性别矛盾的标签。在公共舆论场域与思想界的反对窄化性别议题的呼声之中，女权主义何以展现其思想宽度与深度，其剖析现实社会的深刻意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恰恰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教益。
这篇文章主要致力于梳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以目前译介到国内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上野千鹤子与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为例。
上野千鹤子的女权主义普及著作在理论方面条理清晰，她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可谓译介到国内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入门著作。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则是最初一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元老之一，她与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同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创始人——这一大规模的运动有开创性的地位，它所挑起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争论也构成了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的重要主题。费代里奇在70年代之后继续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线，任教于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并积极参与国际性活动，其代表作《凯列班与女巫》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扩展到猎巫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视域，《凯列班与女巫》中译本的新近出版，为这个领域增添了一部重磅力作，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思与激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新契机。
02 女权主义重读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有一点可能常常被人们忽视。女权主义的三大主流方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方向——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论或修正的基础上。
上野千鹤子提醒我们，不仅需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女权主义中挥之不去的影子般的在场，而且需要意识到，在她的日语语境中或者特别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一种反体制的侧面。不同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可以有不小的差异，其多元性和活力也体现在此。这一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前提条件则是辨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心不在马克思主义上面，而是在女权主义上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们的第一身份是女权主义者。”她们的鲜明特点是反对教条，她们的做法也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应用，应该说，“她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揭露现代工业社会的剥削压迫和解放理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高峰。
在女权主义的三大主流方向中，最早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距离马克思主义可能更为接近。它为解析女性所受的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引入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斗争。
而之后出现的激进女权主义——或称女性解放运动，针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了反论。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激进女权理论中，弗洛伊德理论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欧美的精神分析风潮不足以解释弗洛伊德在女权主义中的这种主导性地位，真正的理由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都是阐明现代社会的压抑结构的社会理论”。弗洛伊德理论不只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正是激进女权主义最初的“父权制”概念的出发点。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类似，女权主义者并非弗洛伊德的拥护者，而是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重读。“要使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解放的理论’，需要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修正。”或者用更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弗洛伊德理论应将其反女权主义思想的痕迹全部抹去”。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吸收、修正，主要火力集中在攻克马克思主义没能触及的“家庭”理论，通过弗洛伊德理论来剖析“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弗洛伊德理论阐明了“性统治”，女性通过“阴茎崇拜”来内化认知自己的劣等性，并进入“家庭”这一由性统治和世代之间的压抑的不平等构成的制度，此即“父权制”概念的出发点。
0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讲述需要回到一次开创性的事件。1972年，意大利帕多瓦举行了一次会议，聚集了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这次会议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早期诞生地。这次会议揭开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的序幕。
该运动的共同创始人中最有名的三位是：意大利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以及美国女权主义者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
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的颠覆》（1971年）为这个运动提供了纲领性的基础文件，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之一。当时，费代里奇和科斯塔同为意大利女权组织Lotta Femminista的成员，帕多瓦会议的参与者有大量来自该组织，这个组织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生长于意大利的费代里奇当时远在美国纽约，但也能够以远程形式参会。在为期两天的讨论结束后，参会者们成立了名为“国际女权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的组织，目的是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化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70年代的之后几年间，科斯塔在意大利各城市成立该组织的分会，发起了一系列罢工活动。同时，塞尔玛·詹姆斯在英国活动；费代里奇在美国活动，她在1975年发表了与此运动相关的第一部作品《以工资反对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切入点。按照费代里奇的看法，“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受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产业工人的斗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启发，尝试发展出一条别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科斯塔和詹姆斯既不满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也不满于激进女权主义，她们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未曾阐明的无偿家务劳动问题出发，做出了补全马克思主义的尝试。
女性的劳动问题是最现实的战场。无偿家务劳动是家庭主妇的切肤之痛。正是在女权主义锲而不舍地将“家务劳动”问题带入讨论议程之后，“家务劳动”这一现象才得到正视，甚至可以说第一次被真正看见、被真正承认。“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劳动”，它是“以爱之名的劳动”，这种认识的普及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在家务劳动的概念广泛传播之前，家务可以说停留在隐形的状态，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劳动。
正如上野千鹤子对男人的讽刺，在过去（或者在今天也没有太多改变），家庭主妇们的所有时间精力都被家务榨干，可是男人总以为她们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家庭主妇就是“包三餐还可以午睡”的惬意生活。男人面对着家庭主妇的争辩，往往抛出一句抵赖似的回答：“你干的活根本不是工作!”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反对将家务劳动排除出劳动的领域。即便家务劳动不能带来金钱上的收入（不是“市场”的、生产性的劳动），它也当然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女性付出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却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种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令人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科斯塔等人的核心追求，就是要通过斗争把女性从这种“无偿劳动”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也许有人会问，家务劳动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它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相比，不是显得琐碎无聊、小题大做吗？这种怀疑或贬低的态度本身已经预设了不承认“家庭”相对于“市场”的重要性。女权主义者们不可动摇的共同立场则是强调“市场”之外的另一个社会领域即“家庭”的重要性。“市场”覆盖了社会全部领域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市场”之外另有一个重要的外部领域，被忽视的领域——“家庭”。
现代经济学曾一直认为“市场”是封闭的，但“市场”这一体制其实有其相关的外部环境。“市场”一直持续不断地从“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部环境中进行着人与物的输入和输出。“市场”从“自然”那里获得资源和能源，并随之产生工业废物。对此，女权主义者们揭示了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环境，与“自然”的功能模式何其相似！
“市场”也从“家庭”中获得“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同时将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当作工业废物，倾倒给“家庭”。“家庭”承担着市场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契合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
实际上，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讲过，“家庭”作为另一个具有独特性、重要性的领域，是激进女权主义从弗洛伊德理论的延伸与修正之中意识到的。而分析“家庭”的社会经济结构则指向了重读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诞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吸收，女权主义反省了过激的性统治一元论。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都有其局限性，不能在其中择一。
在这个走向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关键节点，可能我们需要更多地讲讲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是不够的。
费代里奇在《凯列班与女巫》之中开宗明义说道：“它们都没有对妇女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根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反对激进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倾向于以跨历史的文化结构为基础来解释性别歧视和父权统治。她们推测，这种结构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运作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激进女权主义因其理论根源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及文化分析，强调的主要是跨历史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在心态、意识、观念的内在反映，及在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外在反映。一种跨越古今，从文明源头开始，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的文化结构，是否存在呢？这种跨历史的文化结构的论证难度自然很大，同时也因其作为上层建筑的模糊特性易于被挑战。当然，我们也许确实承认这种文化结构，不去质疑其的合理性，即便如此，这对女性解放来说也是不够的。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这个角度接过了传递的火炬，即女性解放的现实任务。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强调了这种现实性：“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
批判父权制，需要指向分析和批判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这种现实性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共识。
女人们所承受的骚扰侵害的根源（以及他们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的根源）都确切无疑地深植于权力结构之中。那么，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这些结构。
在主要集中于追溯厌女的古典文化根源的著作《女性与权力》中，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作为女权主义者也强调了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
女权主义需要的是“改变这些结构”——权力的结构，贯穿于社会政治经济。
04 “再生产”与生育的争论
“再生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著作中高频而不易理解的概念。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解析，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依然没有成功地将“再生产劳动”概念化。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有关生产方式的理论，只要一直止步于其理论的范畴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也会同样因生产主义这一语境而给自己的论述设限。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将“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无偿劳动”与“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关联起来作论述。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生产主义的倾向性。
生产主义至上的倾向性，恰恰在讨论所谓的再生产问题时显得问题重重。关于再生产的定义与实质的争议，使我们从具体的问题走向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后续理论发展分支。这些争论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再生产方式是独立于生产方式吗？有其独立的分析模式吗？
“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概念，与父权制的概念相同，是极富争议的多义概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大致使用了三种关于“再生产”的定义。（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2）劳动力的再生产；（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这个概念中经常被卷入的是生育概念，然而根据不同理论对生育的分析——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单纯的劳动力再生产意义上的——对生育的分析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路径。）
根据上野千鹤子的看法，科斯塔、詹姆斯与费代里奇这批早期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采取的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层含义，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把再生产的生产方式转换为生产方式的定义方式，因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劳动力的问题。上野千鹤子倾向于将科斯塔等提倡的生产还原主义看作更接近资本主义一元论。“劳动力的再生产”之中，就包含所有在市场之外的家务劳动，有利于劳动力所需要的自我恢复的劳动，以及新的劳动力的产生所需要的生育。
然而，再生产领域的提出本来就是需要跳出物质生产语境的领域，如果再回过头来将一切还原于物质生产语境，以向市场提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再生产的价值，就是一种生产还原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本应从批判阶级统治一元论出发，倘若再次陷人生产一元论，则会返回起点。
此时，考虑不同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其他定义就显得很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考虑其余两方面的定义：一个是取“（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的含义，这是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观点；而另一个则是取“（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的含义，这是克劳德·梅亚苏（Claude Maillassoux）的观点。这两位都不是女权主义者，然后他们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供了资源。阿尔都塞着眼于资本主义体制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并强调其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比较冷门的是克劳德·梅亚苏，他是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女权主义者从女性解放这一目标出发，梅亚苏则从对亲属关系理论的关注出发，他们与“再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不期而遇。
女性既是生产力又是再生产力，这在婚姻制度下广泛流传。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和年轻人的劳动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女性这一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产物，即孩子的占有。梅亚苏的《女性，谷物，资本》从聘金切入分析婚姻之都与亲属关系结构。女人和种籽一样，繁殖生子。年轻人为了得到女人，需要让长者负担聘金。年长男性通过聘金的管理来控制女性的分配,以及孩子的分配和归属。聘金即是当时社会所认定为贵重财产的特定的财产，年轻人为了获得聘金，需要为长者工作效劳，由年长男性来决定年轻人和女性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分配。
在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梅亚苏的“年长男性统治”虽然具有独立于生产还原主义的重要意义，但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父权制一元论。性和年龄这一变量被无限强调，决定了生产、再生产综合体的方式。正如市场统治一元论是极端的理想类型，父权制统治一元论也是极端的理想类型。在市场统治一元论之中，再生产属于生产；相反，在父权制统治一元论之中，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任何一种一元论都是可疑的。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希望向我们传达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即指向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的辩证法。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理论争论的高潮，就在于讨论“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这在再生产的问题上已经以具体案例的方式获得展现。这种争论的本质可能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彼此很大程度上无法完全贴合所引起的问题，至少可以说，从正统马克思主主义出发，阶级统治的视角与性统治的视角之间如何达到统一，这始终是一种挑战。上野千鹤子描述道：“曾经的对垒如今已变成‘围绕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称父权制资本主义）统一理论’与‘承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彼此相互独立的二元论’这两种观点的理论之争了。”统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允许存在外部和例外，一切都要从属于它，这导向了各种还原主义。二元论的立场则是承认“父权制的独立性”。
上野千鹤子在这一章的结尾引用沃尔拜（Sylvia Walby）的观点似乎表达了一种对二元论的拥护。围绕着家务劳动的统一理论的难点如下：第一，无法导入“性”这一变量。即便证明了家务劳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的压迫且对资本主义有益，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何家务唯独分配给女性。第二，家务劳动通常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常常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二者关系调和的产物。这会使得其中的对立和矛盾隐形而不为人所见。第三，统一理论在历史变化的解释上暴露了薄弱之处，仅论家务劳动论争的十年，全职家庭主妇急剧减少、女性进入雇佣劳动市场，这种历史变化已经让统一理论显得捉襟见肘。
比彻（V. Beechy）对多元性的愿景被上野千鹤子作为结语：“在女性压迫这一问题上，初期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追求统一理论。与此不同，当下的理论囊括了围绕性差与性统治的各个角度。理论的多元性在形形色色的领域中有力地推进了女权主义者的分析。”比彻的研究最终走向了围绕英国女性劳动市场的固有发展方式的历史实证性研究。
05 费代里奇的猎巫视角作为多元性尝试
费代里奇在70年代“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之后的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历史研究。
《凯列班与女巫》解决了一些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解释近代初期数十万“女巫”被处死，以及如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针对妇女的战争同时发生。在它之前，女权主义学者已经认为，猎杀女巫的目的在于摧毁妇女对其生育功能的控制，并为发展更具压迫性的父权制度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猎杀女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费代里奇回答了，对女巫的迫害是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发动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什么要对妇女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攻击。
当然，费代里奇所体现的不同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尤其体现在“身体—政治”的维度。
《凯列班与女巫》强调了女权主义者的身体分析和福柯式身体分析在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史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从妇女运动开始，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就把“身体”作为理解男性统治的根源和女性社会身份建构的关键。对人的能力进行等级划分并将女性定义为一种退化的肉体，在历史上有助于巩固父权和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因此，对性、生育和母职的分析一直是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的中心。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揭露和谴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剥削系统试图约束和占有女性身体的策略和暴力，表明妇女的身体一直是部署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的主要目标和有利场所。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许多女权主义研究都探讨了对妇女生殖功能的管制、强奸和殴打对妇女的影响，以及美如何作为（妇女）被社会接受的条件而强加给她们。费代里奇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继承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女权主义者从分析“身体—政治”出发，不仅彻底改变了当代哲学和政治话语，而且开始重新评价身体。
《凯列班与女巫》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对妇女的作用就像工厂对男性雇佣工人的作用一样：身体是妇女受剥削和反抗的主要场所，因为女性的身体被国家和男性占有并被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积累。因此，身体的各个方面——母职、分娩、性——在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史上收获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厚非的。《凯列班与女巫》也同意女权主义拒绝将身体等同于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身体—政治”。此外，它还解释了身体对妇女来说如何既是身份认同的来源，同时又是监狱，以及为什么身体对女权主义者如此重要，同时要划定它的价值又如此有问题。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猎巫作为现代之后身体所遭受的最可怕的侵犯之一，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女权主义视角。费代里奇指出福柯对身体的规训的分析遗漏了猎巫和魔鬼学的话语。猎巫和魔鬼学的话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它们显示了酷刑和死亡是可以为“生命”服务的，或者准确来说，是为劳动力生产服务的，施加在妇女身上的权力是具有压迫性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把生命转化为劳动能力和“死劳动”。从这个角度看，原始积累一直是个普遍的过程，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它最初的历史范例已经沉淀了一些策略，这并非偶然。在每一次重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这些策略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启动，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并隐藏对妇女和殖民地臣民的剥削。
激进女权主义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这一点在猎巫问题上得到了保留和更多的侧重。猎巫问题是激进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更尖锐的遭遇。费代里奇通过猎巫视角所增补的是，“市场”—“家庭”结构的建立，都包含着对其之外的东西的污名化和暴力摧毁，这种压迫不是与系统无关的边缘事件，受压迫的边缘人群也并不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特例。这是一种权力建构的普遍方式。
最终，虽然我们能《凯列班与女巫》之中看到对于科斯塔和詹姆斯路线的追述和总体上的肯定，但我们也能发现费代里奇相对于科斯塔最初路线及观点的漂移与更新。
《凯列班与女巫》体现出了一种类似统一理论的追求之下的隐蔽角力。它是一部相对复杂的作品，其材料方法的异质性冲击着统一的框架，而从结果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多元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