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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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讨新型公众以及为新型公众生产的文学商品时，我们追溯了以下三个阶段，简要概括如下：第一阶段是充满了希望的时期，文人们期待公众的审美倾向与其道德取向相一致。第二阶段是“机会和投机主义”时期，新作家和新产品迅速涌现，文学界对此抱有警惕的态度。第三阶段是在知识分子中充满了沮丧和恐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受众和媒介都遭到了严厉批评。而关于“趣味”问题的争论可以说进入了第四个时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讨论的参与者好像希望，趣味中的差异性以及一部分水平显然偏低的趣味比真实情况更加明显；并且希望最终能找到一个艺术家和受众都能够认可的根本标准。但是这次探索收效甚微，只是在总体上或多或少达成了一致意见：只要是经得起空间和时间检验的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无论是民谣还是希腊雕塑，就是“好”的，而这类成就经得起考验的事实恰好表明了判断的普遍标准确实是存在的。然而这些主张对于解决艺术家的完整性和付款买单的公众倾向性之间的冲突几乎毫无帮助。不过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一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那就是任何对文学标准的讨论都必须把公众的经验考虑进来。 (查看原文)

  鲤九 2020-09-06 09:39:20

• 歌德据此相信，一件给定的艺术作品越是占据了受众的感官，留给想象力的空间就越少；就此而言，一本坏书的影响，要比一个同时作用于眼睛和耳朵的坏场景的影响小很多，因为后者使观众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总之，在艺术和艺术家的标准问题上，歌德毫不妥协；他的提议，只限于努力改善戏剧节目的品质和提高受众的知识水平上。不像后来的作家，例如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对日益崛起的公众影响感到绝望，并且预言文明的终结。歌德则明确地谴责那些抽身退回到象牙塔的艺术家，在一次谈话中他曾经说道，只有在堕落颓废的时代，艺术家和诗人才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在前进上升的时代里，有创造力的心灵总是关心外部世界（《歌德谈话录》，1826年1月29日）。然而，艺术家绝不可以向公众弯腰；只有保持其全部的自由，只有追随其内在的声音，他才能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在一篇论实验的论文中，歌德对艺术家和科学家进行了一番比较：科学家的结论必须不断地屈从于公众，而“艺术家最好保持其作品的风格直到完成，因为没有人能轻而易举地帮助他或者给他建议”。 (查看原文)

  鲤九 2020-09-06 09: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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