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试看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们身带高贵的官爵,常驱驷马横行街市,回查其私行依然为留守之人也。……降至看中产阶级的妇人,其丈夫父兄夙夜不懈,各自从事其职业,妇人则日夕无为,读书习字之余,多只沉溺于琴瑟歌舞。……又下降至看下层阶级的妇女,我却不得不惊叹于其有职业之事。……下等妇女有职业,而中上等妇女没有职业。………世上的论者常以上流女性的言论来推广至中产阶级以下的妇女,而我想推介下等妇女的职业并把它扩充至中上阶级。

假如身无职业白白接受丈夫的赡养,势必不得不站于其下风。……而看那些下等妇人,因她们熟悉其职业,故不必受丈夫的牵制,反而有压制丈夫的人。她们无学无识,动辄反目相骂,虽说本来应该引以为教,在此觉得也应该把实有者作为有实名的一例来看待。”

p121

在女性学领域，最先挑战“近代”这个禁忌的，是水田珠枝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历程》（1973）。水田是研究欧洲社会思想史的学者，她缜密地分析了“人权”思想创始人——被成为“法国革命之父”的卢梭的工作，从而搞清了他所说的“人权（human rights）”只不过是“男权（men's rights）”，在其阴翳下“女权（women's rights）”被组织性地剥夺了。也就是说，她指出了“近代”带来了“男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压迫”这一整套东西，“近代”这个观念本身就孕育着“女性的压迫”。

然而，“近代”的讽刺在于：于发明“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之后进一步对其适用性进行扩大，结果在下层阶级的人们中间引发了怨恨和愤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歧视”的观念是“平等”要求的副产品。

p124

“家”是武家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庶民的。在江户时代，属于武士阶层的人不满人口的10%。所谓阶级社会是指生活文化互相隔绝的一种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占国民大半的老百姓生活在和儒家式的武家文化无缘的、自律性的共同社会中。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横向型的年龄阶梯秩序优先于纵向型的“家”秩序，包括婚前性交在内的通婚很自由，处女的观念很淡薄，离婚·再婚以很高的频率发生着，等等，民众史一个接一个地向人们揭开了这些事实。

社会史和民众史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各种恶劣现象的根源是“近代化”。正是“近代”把女性从生产劳动中排除出去，剥夺了她们性的自由，在“家”制度下把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幽禁起来。在“家”制度并非“封建遗留制度”而是“近代”日本国家的发明物这个事实被论证以后，女性应该斗争的敌人就从“前近代”转向到了“近代”。

新的女权主义文学史认为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贺岛崎藤村的《拂晓前》都描写的是“家”制度下男性家长的“因难以忍受家长制恶人而发出微弱的自我呻吟”。事实上，甚至像石川啄木贺太宰治这样的“弱者文学”的旗手们，他们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受压迫的女人·孩子的位置，而是一家之长。私小说实际上并不是“孩子的文学”，而是“家长的文学”，尽管看起来像“被害者的文学”，实际上是“加害者的文学”。事实上，在没有责任感的软弱的“家长”之后存在着受到迫害的妻子们——啄木的妻子节子和太宰治的妻子——以及她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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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逆命题

80年代以后，女性的状况越来越增加了双重含义。石油危机以后的15年间，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经济的信息化和服务化大幅度地增加了女性地就业机会。1983年，已婚女性地劳动力比率终于超过了50%。“兼职主妇的时代”来到了。

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现实是它带来了低工资·不稳定雇佣等女性劳动的周边化现象。从“专业主妇”到“兼职主妇”的变化，也为女性带来了“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双重角色来代替以往的“要么工作要么家庭”的二者择一的选择。樋口惠子把这种双重劳动＝双重负担叫做“新·性别角色分担”。和以前的暴君式的丈夫统治不同，这一次家庭住房的分期付款和孩子的教育费这些经济因素把女性深深地束缚起来了。

另一方面，在1985年颁布了雇佣机会均等法以后，也出现了在工作单位追求“和男性相同平等”的女性。作为“落后的近代人”后来被产业社会的职业伦理卷进去的工作女性，代替了已显倦态的男性们，不得不向职业伦理发出超男性的忠诚誓言。

上野命名为“女性关系网”的女性网络，从逆命题来说是日本社会牢固的性别歧视的副产品。这种性别歧视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市场把女性从正经体面（decent）的就业机会中排除出去的性别歧视；其次，根据根深蒂固的角色分工，丈夫长时间地从事劳动，经常不在家里；第三，传统的分担型夫妇之间相互不关心、不干涉；第四是在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的文化传统下把女性隔离在“女人的世界”中。——“女性关系网”是性别歧视社会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它的受益者。事实上，根据关于劳动时间缩短的调查统计数据，在按性别、年龄和职业分类的各种群体中，无业的主妇层也是最不欢迎丈夫工作时间短的阶层。

这同时也反映了80年代阶级分化变得很明显的事实。“落后”的专业主妇层实际上是经济地位很高的阶层，而“进步”的工作女性实际上属于为了贴补家计而不得不工作的低经济阶层，这个事实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被称为报收回归的年轻女性的新“专业主妇志向”里再一次前藏着女性的阶级上升的愿望。

另外，高龄化推进了城市里的包括三代同堂、母系同居在内的选择性同居。女性的继续工作经常是在很高的三代同堂率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这儿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家庭制度支持者女性的职业愿望的逆命题。

什么是近代？什么是“反近代”“脱离近代”？这些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对女性而言“近代”和“脱离近代”是压迫的呢还是解放的呢？这也难以一概而论。传统的文化项目顺应它所处的文脉，发挥着正和负的作用。这对准备顺应历史的文脉缜密地探讨这些问题de女性史来说，“个论”的时代终于开始。

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而言，家庭和其中的两性关系、代际间关系的变革是女权主义革命的大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长制和资本制的变化一起，实现了它的变革和接受。首先家务劳动越来越商品化，失去了它的实质；第二，女性已经从部分生产者转变为部分消费者。这种家务劳动的外部化只不过是把女性在家庭内部做的事放到外部去做的市场规模的性别分工，是女性劳动在周边劳动市场的重组，是全球性发生的“劳动的主妇化”（克劳蒂亚·冯·贝尔霍夫）现象，只要是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家长制通过重组就可以消失，它依然是“主要的敌人”（戴尔菲）。

在80年代以后的国际化和脱工业化这种新的历史发展中，像性别·年龄、阶级、人种、国籍这样的因素不断地增加着新的重要性，“近代”的那些应该已经在抽象的“个人”中消化了的被视为“前近代”的归属性价值又在“脱离近代”的文脉中再次浮现出来。近代的“性差”意义又和同样是近代概念的“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一样，到达了界限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消失，而是在和其他的变量的关联中，接受新的重组。

p97

长谷川公一在《性别社会学》中写有一篇题为，“'家长制'是什么”的研究报告，其中对patriarchalism和patriarchy进行了区分，建议应该把前者译为“家长制”，把后者译为“父权制”。他说：“我们应该把这种在古罗马等社会典型的男性支配的方式，即最年长的男性对全体成员具有绝对性的、排他性的生杀予夺的权利和权威，限定性的译作“家长制”（长谷川公一，1989）。”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其他学者指出的女权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家长制”概念并在使用它的事实。

二、家庭的近代

1.家庭的幸福

p103

强调“谈天”这种家庭内部的交流，也可以认为是因为诚实家庭失去了生产和财产的共同而变得个人化，所以有必要找到一种把成员相互连接起来的新手段。传统家庭是建立在“家业”这个制度性的基础之上的，它可以不强调家庭内交流而生存。

p106-107

西洋的家庭文化以及对“西洋男子”的理想化最终导致了“日本男子其实是一无可取的动物”这种看不起自己的观念，甚至出现了“余要忠告各位女子”“嫁给西洋人成为宝贝”（“告诸位女子”《日本之女学》11期）和“国际结婚的劝诱”等文章。针对此等说法，视欧化主义为仇敌的《女性之友》进行了反驳，并出乎意料地发展成为欧化主义－国粹主义地论证。新的家庭观由于是外来思想也免不了招来“尊奉外国人主义”（崇洋媚外）的诽谤。

其次，还有破坏一夫一妻道德的男性方面的蓄妾、卖淫等的现状。

“把男女两性的关系当作至关重大的东西，在缔结夫妇同室的约定时则称之为人之大伦，为社会百福的根基又是百般不幸的根源……实际上，在古今世界上如果要询问两性的哪一方等闲看待这种关系并破坏大伦的，得到的回答经常是男性。”（福泽谕吉按、手冢原太郎《日本男子论》明治11年）

福泽所指的是“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

p108

虽说丑行真的很丑，其目的只不过是单纯地追求肉欲的快乐。其实别室宅妾也好，花街柳巷也好，正因为是世俗礼教习俗之外的别一个乾坤，并且恰好是可以免除社会压制的乐地，所以虽然很鄙劣，倘若是想利用这个地方来满足情交之快乐的人，那么也并非值得极端痛恨，反而正是值得可怜。（福泽谕吉立案，中上川彦次郎笔记《男女交际论》明治19年）

福泽所说的“社会压制”是指没有“妇人和男子的交际”、“两性关系极其无聊”的“我们日本国的一大不幸”。福泽感到“女性的不愉快是男性的不愉快”，然而他的这种男女同权观，比不上江户时代的性文化气息残存很浓的《性事的方法》中所提及的与丈夫的品行不端一道也存在着妻子品行不端的可能性的两性间的对称性。

————————p109

结婚是一种经济行为。

“要看待今天的夫妻关系，男人是生活富裕了，为了娱乐而娶妻。女子到了适龄期则为了获得生活的地位而嫁人。因此男人经常要问的是女子是不是其他人的相好，女人呢，则经常询问男人挣多少工资而决定结婚。因此夫妇之间绝没有真的爱情，男人常常以离婚来恐吓女人，女人呢，则常常向男人献无心之媚。倘若没有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么大概今天大多数的夫妻马上就分开了吧。”（《平民新闻》明治37年2月21日）

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女人没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世界妇人》14期，明治40年7月15日）。这种“没有爱情的结婚”“特别在规则和符号的婚姻中最为显著”（《世界妇人》5期，明治40年3月1日）

《色情卫生哲学》（黑目静也·饭田千里著，明治39年）以“难道今天的结婚不都是淫卖的结婚吗？”为题，写下了这样极端的话语：“他们大多数人必定是为爵位结婚，必定是和地位结婚，必定是和金钱结婚”，“把结婚当作一个商法，不停地做人身买卖”。

所谓的“异分子”指的是食客、寄食的人、雇工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应该和“公婆分开居住”。在传统的直系家庭中“媳妇”被认定是“旁”人，但是在新家庭的“家庭幸福”的理想当中，公婆最终被当作是“异分子”、“寄食的人”。

这种“家庭内分居”更因一下的两个理由而被正当化。

“为父母的一对夫妻即公婆在和子女夫妇，即和女婿或媳妇一起居住的时候，首先由于公婆以旧习惯支配女婿和媳妇，所以恐怕会妨碍人世间的进步。第二，会引发这样的倾向：公婆年级大了就想依赖少壮的女婿媳妇、女婿媳妇年纪轻的话想依靠老练的公婆。”（“家庭内分居”《女性之友》51期）。

也就是说分开居住的建议是从“时代差异”和“代际差异”两个理由来说明的。在社会变动的速度非常激烈的时代里，代沟扩大了，从而容易引起纠葛。开明的思想家们在“家庭改良”的明一下来支持居家形式的分离。

福泽谕吉也指出了“公婆的不人道（inhumanity）的做法”：“一方面对媳妇维持家庭和睦的做法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祈祷媳妇与儿子关系疏远……”（《男女交际论》）。

p111

直系同居家庭中儿媳的地位地下是处于以下几个原因：1 婚姻和出嫁同时进行的娶妻普及了；2 婚姻成为不可逆转之物，妻子丧失了该回到娘家的场所；3 上升成为普及，儿媳娘家的地位相对夫家来说下降了；4 儿媳不再是劳动力，而是作为没有经济能力的无业妻子嫁进了城市雇用者的家庭。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婆婆和儿媳的不睦也只是“近代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认为“分开居住的建议”是针对这种日益激化的不和睦而被提出来的。

p84-85

高婚外子出生率就像肖特所说，是与愿望相反（因男人的不负责任）“没能结婚”所带来的产物。围绕着如何解释19实际后半期非婚生子出生浪潮的高涨，家庭史研究人员之间曾有过争论，也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一方面有人持“被害者史观”的见解，认为这是从农村出来的女佣受到东家主人以及东家儿子们性“压榨”的结果。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性规范本来就很松散的农村共同体出生的年轻女孩在伦敦和具备“性的双重性标准”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进行“异文化接触”的结果。当然，这也许是城里的上层阶级男人趁机占乡村出身的女孩子们的便宜；从女孩子方面来讲，这也许只不过是她们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性符号而采取的行动。这里边大概也有象帕美拉一样以自己的性魅力为武器来吞食都市上流阶级的人吧。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属于不同文化的两个社会集团各自按照自己的符号行动，其结果是“两种不同的现实”带来了“婚外子出生”这一社会现象。

在社会移动很激烈的近代化时代里，相对于以学历为武器就能够“出人头地”的男性而言，结婚是女性一生中重新选择阶层归属的唯一机会。那个时候对女性来说，选择虽然现在很穷但“有前途”的男人是非常功利性的。

在19世纪的大众小说《克拉丽莎》众，主人公克拉丽莎在被自己维康父命而选择的男人背叛之后，在失意和绝望中自杀了。对克拉丽莎来说“恋爱”意味着从“父亲的支配”下逃脱出来，在没有任何后盾的情况下把自己委身于“丈夫的支配”下。家长制下的年轻女性为了要脱离“父亲的支配”，需要巨大的离心力。浪漫之爱的热情给予她可以不顾一切的原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她也同时失去了“父亲的庇护”。父权和夫权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对夫权的行使来说，没有父权的介入，女儿失去退路的情形更为有利。近代的家长制为了使核心家庭中“丈夫的支配”称为可能，充满了把女性从娘家分离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说所谓的“恋爱”就是女性自发地从“父亲的支配”转移到“丈夫的支配”下的爆发性原动力。女性方面的“恋爱”观念的内在化是近代家长制城里的必要条件。

在20世纪的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把结婚看作是“为使社会资源最大化的家庭战略”，他从经验性的调查实证了这一看法也适用于“罗曼司革命”以后的时代。

在恋爱结婚中可以看到的是，比介绍结婚还要强烈的“阶层内婚（class endogmy）”倾向。……这是一个相对于在过去的结婚中父母替当事人来判断“家庭战略”的基准，现在在“自由选择”的名义下，“家庭战略”的基准已为当事人内化了的事实。而且，如果父母选择的话会被看作是“强制”的，如果由当事人选择的话就成了“自由意愿”。而且介绍结婚和恋爱结婚之间，选择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由市场中，作为“自由的行为者”而“主体化”一事只不过是把游戏规则内在化。这正是福柯所说的通过“主体化”，近代“主体（subject）”作为“臣从化”而形成。

5.“家”的自律性

肖特所提出的近代家庭的三个条件中，“住家的自律性”多少是个矛盾的概念。可以说作为经营体的自律性当初在“家”中就具备了，原本从共同体规则中解放“家”。然而由于“家”从共同体“孤立”开来，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说它对国家性的统制就没有防备了。“家庭国家主义”就意味着为了直接把“家”和“国家”的统制连接起来而把成为障碍的中间集团解体。

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模式只为一个目的服务：即把家族的自然特性看作是不可侵犯的，禁止质问它的起源。近代家族形成的背面存在着公私领域分离这一秘密。国家这一公家领域自身依存私人领域这件事，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有隐蔽家族压榨的必要性。把家庭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来构建是近代家长制的“阴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家”也只能说是例外。之后到女性学侵犯这块圣地为止，“近代家庭的神话”一直存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