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人们公认，新开办的大型工厂的劳动环境和卫生状况是最好的。1819年到1846年间陆续通过的工厂法案对雇佣孩子和成年人的条件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大型企业容易、也经常遭到巡查员的视察和审查。因此，其老板越来越多地选择开除童工，遵守那些规定他们该怎样雇佣年轻人的种种详尽的、武断的、变幻无常的法律规章。立法干预的结果，这些遭到开除、但仍需要工作才能维持生存的童工，不得不到老旧的小工厂去找工作，这些小工厂容易躲避检查，而其卫生和安全状况却明显要恶劣的多。那些无法找到新工作的童工则沦落到100年前那些贫穷的少年儿童的状况，从事临时性的、更为繁重的农业劳动，或者更糟糕——用米赛斯的话说——“成为了这个国家中到处滋生的流氓、乞丐、流浪汉、强盗和妓女。”童工并不是被工厂立法消灭的；当父母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在经济上不再需要靠孩子的工资也能养活家人，这时候，童工就自行消失了。因此，童工的解放者和恩人不是立法者或政府，而是工厂主和金融家。企业家的努力和再机器上的投资导致实际工资提高，导致商品越来越丰富而价格则不断下跌，导致大众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里面有大量针对18、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工厂制度以及工人处境的实例，共11篇论文。 　　 　　我部分摘录若干段落： 　　 　　童工与工业发展 　　 　　正是工厂制度的出现，为成千上万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时代根本不可能长大成人的少年儿童提供了生计，提供了维持生存的手段。1750年，英格兰人口600万，1800年增长到900万人，1820年则达1200万人。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在伦敦，5岁前就夭折的儿童的比例从1730-1749年间的74.5%，下降到1810-1829年的31.8%。 　　 　　如果谁说资本主义应该对工业革命期间的儿童状况承担责任，从道德上说是不公正的，也说明他不了解历史。散布这些不公正言论的人中，有一些是不了解实情而又充满激情的小说家和诗人，比如狄更斯；还有一些人是打扮成经济史专家的政治小册子作者。 　　 　　工业革命之前的孩子是怎样成长的？1697年，约翰洛克就贫困与济贫问题向贸易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洛克估计，一对做工的夫妇能够养活的孩子不超过两个。米赛斯也提醒我们： 　　 　　工厂主并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到他的工厂劳动。他们只能雇佣那些自己乐意给他干活的人，并给他们开工资。这些工人得到的工资确实很低，但也总比他们在其他地方能赚到的钱要多。说工厂把家庭主妇从婴儿房、从厨房拉了出来，说工厂让孩子失去了玩耍，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这些妇女根本没有东西来烹饪，也没有东西来喂养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也缺衣少食，饥肠辘辘。工厂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工厂拯救了他们，严格地说，把他们从快要饿死的边缘上救了出来。 　　 　　工厂里的童工是在他们的父母的坚持下来做工的。孩子们的劳动时间确实很长，但工作通常都是比较轻松的——一般都是看惯纺纱机或织布机，断线的时候接接线头。最开始搞工厂立法，并不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利益。英格兰的第一部工厂立法（1788年）是要管制那些从事清扫烟囱的可怜的孩子们的劳动时间和条件，而这种工种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就存在，与工厂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议会制定的第一部适用于工厂童工的法案，乃是为了保护那些被基层政府——行政堂区——送进工厂、形同奴隶的孩子：他们是弃儿和要饭的孤儿，而根据法律，行政堂区的济贫官员应当承担起监护他们的责任，但这些官员却把他们送去做长期没有报酬的学徒工，使他们根本无法维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