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梦

十八日下午，知青在州委门前请愿未果，即抬尸游行，轰动景洪。围观者如堵。 　　十九、二十两日，知青在州委门前抬尸静坐，双方继续僵持。随后又有西双版纳垦区部分农场知青陆续进城，声援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1.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2.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3.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按照有关部门指示，死者遗体被破例允许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于是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就成为当地农场中唯一有幸享受这种荣誉规格而没有烈士头衔的老百姓。死者丈夫因祸得福，仅仅一周后即被病退回上海，奇迹般完成从边疆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成医生咎由自取，被判刑劳改，并开除出医生队伍，并不许重新行医。农场还按照有关“因公死亡”的政策规定，每月将女知青工资（二十六元）的百分之四十按时寄往上海，至今仍未间断。请愿大获成功。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一师一团）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污迹斑斑的横幅标语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罢工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雄心勃勃的小学勤务，上海知青凌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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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岁末那场运动的悲剧意义在于：不论你主观上如何抗拒和抵触，但是你必须服从，必须上山下乡。不是去农村传播文化，传播科学，改造贫困和发展生产力，而是去进行被动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个千百年来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从而达到把自己变成最普通意义上的农民的崇高目的。历史在这里开动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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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初春，料峭的寒意尚未退去，天府之国的四川又拉开一年一度大下乡的序幕。这次动员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培养的首批初中生。 　　这些学生大多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然后就完成了从一张白纸到知识分子的转变，符合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条件。这些被时代造就的“知识青年”，他们没有学过划分句子成分，不懂一元二次方程，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牛顿定律为何物，他们最拿手的节目是唱语录歌和一遍又一遍背诵《老三篇》。我不愿意重复那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因为共和国的苦难不仅仅造就了一代“文盲”与“科盲”。作为一个有幸经历了那个荒唐时代的六九届初中生，我将以我扭曲的灵魂发誓：我们的后代将不再重复曾经在他们父母身上发生的那种历史悲剧。——愚昧与无知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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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最早应当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延安。那时候许多沦陷区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或者说走投无路，纷纷跋山涉水投奔重庆和延安。当时延安根据地尚处在艰难的发展时期，求贤若渴，从经济上看，陕北农村不仅不能同富庶的江浙沦陷区相比，甚至比起国统区西南诸省也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片备受干旱、风沙和贫穷困扰的黄土地上，青年学生头次看到中国人民背负沉重苦难同大自然也同命运顽强斗争的情景，头次不是从书本上阅读探讨而是直接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中间名副其实的一分子。 　　对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不论你愿意与否，你确确实实走进陕北，走进干旱和贫瘠的黄土高原。你必须学习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学习咽粗粮和同疾病、灾害以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总之你必须学习同生存有关的全部常识。这就使学生们不再热衷于夸夸其谈而是对中国国情和自身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实际和深入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第三个年头写下著名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结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上，第530页）两年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 　　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依据。不管怎么说，作为特定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从大城市来到延安边区和农村，以自己的知识、文化、激情乃至全部生命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救和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选择了投入战争，也就是选择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革命成功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是胜利者。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对回乡知识青年题词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转引自云南省革委会印发《毛主席语录》）“大有作为”无疑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热切期待，它至少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使命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投入农村经济建设。这一重任不仅造就知识青年充满主动精神战天斗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暂时确立了知识分子至少与工农地位平等的精神优势。 　　然而这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同志接连发表了许多措辞严厉的讲话和文章。此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急剧而动荡不宁的变化。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就有了后来运动发展的雏形。这时虽然未明确提出“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是下乡政策已经由自愿转为强迫，下乡对象也变成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由于阶级路线的制约，唯一的出路是到农村或者边疆去当农民。这时的运动就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那个著名口号的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事物终于起了质的变化。此时一切经济活动和科学文化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长期坚持反修防修，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共和国青年运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本身决定了知青命运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至此，尽管农村天地依然广阔，而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注定没有可能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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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原始体力劳动的全部严酷性恰恰在于对劳动者心灵和激情的野蛮摧残上。你越拥有文化知识，这种摧残的程度就越剧烈。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北京五十五”开始感受到这种来自心灵的悲观与绝望的痛苦滋味。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由计算机引发的一场科技革命已经席卷地球上许多国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蒸汽机革命的漫长发展之后，已经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时代。然而他们还是日复一日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荒山野岭搏斗，把汗水和豪言壮语白白挥洒在身后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跄，每人日平均开荒却不到一分地。也许吃苦能够忍受，短暂的寂寞和考验能够忍受，但是这种几乎与零相等的劳动价值却不能不使人感到绝望。难道付出牺牲的代价和作为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平均开荒不到一分地么？难道任何一种普普通通的劳动职业：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轮船，开车床，甚至当一名风里来雨里去的扳道工，迎送巨龙般的列车南来北往，不是都比每天挖一分荒地更有价值么？每天一分地的劳动规模和劳动方式，同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胶基地的宏伟蓝图相比，不是如同痴人说梦一般几乎是个幼稚可笑的玩笑么？！…… 　　仅仅几个月，人们的政治热情明显减退，厌倦情绪上升。小报停刊，油印机冷落一边，缝纫机不再嗒嗒地歌唱，吹拉弹唱不再此起彼伏，因为人们通过实践初步体会到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关心他人革命，而是解决温饱和休息。“北京五十五”的光荣使命面临时代岁月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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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继续恶化，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指挥，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人。在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尤以黑龙江、云南、内蒙古、海南等兵团规模最为庞大，称“四大主力”。 　　按照中央设想，生产建设兵团至少应当担负下述三方面任务：1.作为国防战略的后备兵团（预备役部队），随时准备适应战争形势和打仗的需要。2.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自给自足逐渐向多种经营过渡。3.继续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并对他们集中进行“再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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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知青走私大潮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粉碎“四人帮”前后达到高潮。非法走私物品种类也从中药材、西药、日用品、五金百货扩展到黄金、白银、文物乃至毒品。许多知青从最初的走私活动中尝到商品经济的甜头，初步领会到价格、利润、市场行情变化等经济规律的魅力，复苏了长期压抑的物质欲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锻炼和准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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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接收了一位名叫苗晓娜的女病人。病人年仅三十岁，职业为医助，身体健康，无抽烟史，亦无不良嗜好。初诊为肺部空洞性结核，复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几无生还希望。通常情况，年轻女性患肺癌的几率很小，何况病员身体十分健康。医院很重视，把病员当做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经查询病史，原来该病员曾经在铀矿放射性污染区劳动过整整七年。医生默然。专家默然。一切具有科学常识和同情心的人们对此都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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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央调查团”原本是个抽象的概念，你对北京来的某个小职员，可以笼统介绍为“中央来的”，而对于省里的大干部，却只能称呼“省里来的”，这便是中国老百姓对京城始终怀着某种敬畏心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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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存竞争本来是一种残酷的人生游戏，它要求每个游戏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神经，否则弱者将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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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们为什么不合法登记结婚？这个道理很简单，结婚是知青的地狱，知青把领取结婚证叫做‘判无期徒刑’。你想想，你能指望当一辈子知青么？你愿意住一辈子破茅草屋么？你能忍受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却衣食无着的生活么？——再说结了婚就取消探亲假，谁愿意放弃这唯一的福利待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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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知青返城给农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当年云南农垦系统亏损达一千八百七十二万元。更重大的损失不仅仅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而在于支撑农场大厦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队伍的失去：教师、会计、出纳、医生、药剂师、护士、兽医、农技员、工技员、技师、驾驶员、农机手、电工、车工、钳工、割胶工……这个损失是无法用经济数字来计算价值的。面对知青大潮的倏然远去和农场岌岌可危的前景，留下来的人们心情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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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岁末，云南农垦战线传出特大喜讯：全垦区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首次丢掉长期亏损帽子，实现扭亏为盈的伟大战略转变。历史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胜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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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蓬勃运动便在当年即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 　　七月七日，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讲话，宣布本年度全国各省市将安置上山下乡和支边知识青年七百六十万人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文革”十年就业人数的总和。 　　同年六月，国家计委按原计划应动员八十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但是到八月底，各地仅动员二十四万人下乡，并且三个月后下乡知青即陆续招工回城。 　　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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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有人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献计献策，建议再次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以便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重新结合起来，达到改造那些不曾改造好或者根本不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的深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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