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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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原子弹，人们应该不会忘记那两位主持研制原子弹工程的鼎晶大名的科学家费米（ Enrico Fermi，1901-1954）和奥本海默（ Robert Op heimer，1904-1967）。难道责任也应该追究到他们两人的身上吗？费米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被誉为是伽利略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费米又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1938年借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的机会逃出了意大利，转道去了美国。美国参战前，他就参与并主持了在芝加哥大学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工作，随后又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曼哈坦即原子弹工程的主要领导人。然而“二战”以后有人提出建议，要求成立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委员会时，他却不肯在建议上签名，理由是那太不现实了，是不可能实现的。战后，他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曾挺身而出为奥本海默所受的政治迫害护。1954年他英年早逝，当时他的心绪状态恐怕是难得开朗、乐观和愉快的吧。而奥本海默的遭遇就更具有悲刚的色彩了。奥本海默是“曼哈坦工程”的主持人，领导数以百计的科学家从事原子弹的研制，表现了卓越的科学才能和组织才能。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试验成功，8月6日就用于实战，投掷在了广岛一一而且当时奥本海默本人是费成投在一个城市里，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应该投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仅仅作为一种威慑。1946年奥本海默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1949年该委员会尚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制造氢弹，但是当时适逢苏联制成原子弹，所以这一不合时宜的建议未被采纳。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中世纪镇压女巫式的歇斯底里，即麦卡锡主义，席卷了美国大地，奥本海默以涉嫌里通外国苏联的间、泄露国家机密而受到政治追害。一个研制出了原子弹的人，不但掌握不了原子弹，而且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真是人道的一场悲剧，是对人道的一场污辱和讽刺。只是到了晚年，他以60高龄才获原子能委员会的费米奖，次年被允许... (查看原文)

  一头野象 1赞 2021-05-30 14:56:43

• 我只记得有一次他向同学做的公开讲演，主席似是梅贻琦校长，地点在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前，时间是1940年初，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不久。他那次讲的内容就是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出乎我们听众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做一番政治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Freud）式的心理分析。那次讲话的内容大意是：汪本人正值翩翩少年时，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极大的扭曲。这种情结（complex傅先生称之为“疙瘩”）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讲演的结束语就是傅先生笑着向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说：所以我奉劝你们将来千万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他那次讲话的主旨和结论。我想大多数同学是不认同的。像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权、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说的，而应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难道心理上的扭曲就一定要做汉奸卖国贼？然而这次讲话，今天回想起来确有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是有野心的一面，但也有其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更深一层地触及到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步。弗洛伊德论达·芬奇，要追溯到他的恋母情结，尽管读者未必同意，但仍... (查看原文)

  桃童默默呛 2015-12-21 19: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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