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眼里的中国

1、 遣唐使共计20次，平均16年一次。这一频率比新罗、渤海等国非常之低。前期为7次（630—669年），这一时期是朝鲜半岛动乱期，使得这一时期遣唐使更具政治调和者的性质。663年白江水战后，日本从朝鲜撤军，遣唐使中断了30年。前期遣唐使一般为两艘船120人，经由北路从北九州的博多启程，经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至山东登州，然后由陆路向长安进发。这一路线安全性较高但耗时日久，不能缺少新罗和百济的协助。 2、 后期遣唐使是8-20次（701—894年），与前期间隔30年，一方面因为白江水战的后续症状，一方面因国内天武元年（672年）爆发壬申之乱，其后天武天皇倾力关注国内政治，力求建立律令国家。后期遣唐使偏重于输入法典、文化和文物这些内容。共有4艘船500多人的规模，因此遣唐使船又被称为“四艘之船”，包括大量留学生、留学僧和各类技能人士。航线改走南线，从博多直接横渡东海到达长江沿岸，从扬州入京。这一线路时间较短，但危险性较高，几乎每次都有人遇难。改道南路的原因是因为百济覆亡，进入奈良时代后日本又与新罗关系恶化，导致北路不畅。后期遣唐使基本是每代天皇一次。 3、 遣唐使包括大使一人、副使1-2人，包括官吏、在各方面协助遣唐使的随员（翻译、祭司、医生、阴阳师）、船只管理人员、学问文化的学习者（留学生、学问僧、请益生（短期留学生）、玉工、锻工、木工），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唐呆20-30年也不乏其人。 4、 在京城完成各种仪式的遣唐使队伍从平城京或平安京出发，经朱雀大街、过罗城门、赶赴难波港。今天大阪的难波车站，就是当年遣唐使出发的地方。 5、 当时中央对去长安的人数有严格限制，只有40多人能去长安。其余则留在越州、扬州。一方面因为唐朝要负担他们在中国滞留和旅行的费用，一方面唐采取限制措施防止信息和文化文物的外传，以保持长期经济文化的优势地位。 6、 扬州最繁荣是唐朝后期，元和年间人口达到顶峰，五代后开始衰落，因为多次作为战场，二是长江口泥沙堆积，海岸线东移，大型船舶无法驶入，三是长江北岸沙洲扩大，扬州离长江越来越远。遣唐使所见扬州为最繁荣时期。扬州城由北部“子城”和南部“罗城”相连而成，叫“复郭构造”，子城集中了大量官府衙门（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扬州府衙等）。而罗城分为两个县，这种规模全国仅有7个城市。扬州城墙长达40里，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太原、苏州。 7、 开元年间，唐政府在每州设立官办道观和寺院---开元寺。此前武后和中宗分别在各州设大云寺和龙兴寺，这一制度直接影响日本产生奈良时代的国分寺制度。开元寺很有可能是大云寺改称或改建的。每年国忌日（先皇病逝日），全国各州府都要举行国忌行香，各州府官员需到官寺中进行行香。这一全国规模国家仪式开始与开元年间。而唐初国忌日仅为皇家私人性质。开元年间推广到全国，是为了明确皇帝的权威是全国性的。日本的国忌日在东大寺等举行，从产生之初就是朝廷公开举行的，但范围仅限于都城，不在地方国分寺举行。因为天皇地位最初是畿内诸豪族组建的联合政权和朝廷推举赋予的，政治权利较弱，虽然在律令国家时代，诸国国司由中央派遣，但下属各郡郡司仍是地方实力派担当。国司仅是将天皇旨意传达到地方，其政治结构是二重构造的。 8、 长安：在扬州经运河到达汴州，由汴州走陆路到达长安，需要60多天。长安城墙仅高5.3米，每坊均有墙壁围之。奈良宫殿模仿太极宫，皇城门是朱雀门，宫门是承天门，正殿是太极宫。高宗和武后修建了大明宫，但之后中宗又迁回了太极宫，可能是为了反对武后有意为之。之后玄宗常居大明宫，到了肃宗之后大明宫成为固定居所。大明宫分为三部分（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含元殿对应承天门地位，宣政殿对应太极殿，紫宸殿对应两仪殿为内朝正殿，是皇帝日常理政地方。由于宣政殿接见过吐蕃使者，故而元代设宣政院以管理吐蕃事务。安史之乱后，亲王和高管纷纷将自己的宅邸建在大明宫南、太极宫以东的区域，而玄宗在此有兴庆宫，加速这一区域成为贵族聚居地。临近东市的平康坊为繁华的娱乐地，平康坊北的崇仁坊为全国进京官员和旅客提供住所的旅馆街。 9、 正仓院所藏物品中，唐代锦、帛等丝织品，鹿型“”金银花盘，“金银平文琴”、“平脱背八角镜”，都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儒教、佛教、神祗信仰交错混杂，社会思想一片混沌，在这种背景下很难完全接受唐礼之精神实质。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父系家族之上的，而日本没有形成单一的父系集团，其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父系、母系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双系性、两属性的社会集团，社会构成的不同决定了日本很难全盘吸纳中国的冠婚葬祭之类的仪礼。 日本仪式的出现、形成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朝廷内部的秩序，而不是要作为整个社会的规范。日本仪式吸纳的只是唐礼中易于为日本所接受的部分。所以日唐两国的一些仪式，乍一看十分相似，但必须注意到在相似性的背后，两国间基本的社会秩序及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的巨大差异。

对唐帝国来说，赐宴并回赐物品给藩国使节对维持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安史之乱已降，唐朝的国库收入显著减少，但为了继续维持对藩国的赐宴及赐物，朝廷设置了专用的本钱来放高利贷，从高利贷的利息收入中抽取部分专做此用

日本遣唐使向唐朝廷进献的上述物品的特征之一是绢制品很多，由此可知日本在国内收取的调庸名目繁多。这些物品都未经深加工，多是初级产品和初加工品。东野氏指出，古代日本通过遣唐使的朝贡品向唐输出初级产品，通过唐的回赐获得高技术水平制作的工艺品，这说明日本当时的状况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初级产品、买入工业成品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