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福泽领会到国权进步发展的最深奥源泉在于：一方面是以人权(或“私权”)的确立为基础的人民多元的自发活动，另一方面是以政权(或“公权”)的确立为基础的一元指导性，这两者在分工的原则上并不相侵，在保持抗衡中共存。在此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这个基本构想是预先舍去了统治形态问题的。也就是说，先不考虑是谁掌握政权，先不考虑是君主，还是寡头贵族，还是国民代表议会左右政权，而设定其为妥当。第二，福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国权和政权混同或同一化。福泽所说的国权，常常是指政权和人权能源的总和，而且几乎是在谈对外关系时使用。后面我们将要谈到，福泽的逻辑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发生分裂，而且始终优先后者，这也许正是他整个体系的致命弱点。但即使在福泽的国权论达到最高潮时，他关于政治权力的对内限定原则仍丝毫没有动摇。 (查看原文)

  新史学 2赞 2018-11-30 16:35:34

• 在日本，当人们说起思想史，或思想史热潮时，往往把“思想史”与“思想论”混同一气。也许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常说，思想史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思考的学问，他们误认为把历史作为材料，随意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就是思想史。产生这种看法很自然，但这是对思想史的一个根本的误会。实际上，思想史也是由历史的考证严密地确定的。在剖酌资料和操作资料方面，它与一般历史学具有共同特点。例如，德川时代出现过一部《德川成宪百条》。据说这是德川家康作的，实际上是伪书，今天一般被认为是德川中期之物。因此，《德川成宪百条》在“事实史”的叙述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史料价值的，因为是后世造的伪书。 然而，在思想史上，即使是伪书，但因其能反映当时的思想状况，通过其能了解德川社会，至少能了解成熟阶段德川社会的价值体系。伪书的出现本身具有思想的意义。因此思想史把象征性之物也作为一种证据来对待，而且重视把象征性之物的实在意义作为对象来研究。这样，在判断资料价值之点上，思想史不一定与事实史相同，但它也是受历史的考证制约的。在这方面，它与脱离历史的文脉，用历史的素材来展开自己思想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看，笔者认为，思想史研究者或思想史家的工作。正好介于把过夫的思想当作素材来发挥自己主张的“思想论”与一般的历史叙述之间。 与音乐演奏一样，思想史家的工作不是思想的单纯创造，而是双重创造。就是说，假借东西古今的思想家来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做法不能算思想史，但仅仅把思想排列在历史的顺序中的做法也不能算思想史。与一般的历史学或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一样，确定某事实或命题的操作也是思想史学家必须的作业。不用说，即使在一般历史学中，完全排除历史叙述者来自主体的构成的因素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人来叙述的历史与由事件构成的客观历史本来就不可能相同，它多多少少包含有撰写人主体的结构。在思想史中，这种主体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比如不可能... (查看原文)

  新史学 2赞 2018-11-30 16:37:32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