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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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种体制性危机意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们的现实经验和认识为基础的，它是由头脑中不断增幅的观念构筑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的真实内容只有基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史和精神史状况才能具体理解。 这种观念性构筑物，不仅关涉狭义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社会规范等，还整合自然、社会和人的各种意义层面，构成一种现象的整体性宙论，并在这里进行“与日常经验不同的诸种现实相关的意义之建构”。此时重要的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将周边的事情整合到日常生活秩序这一“至高的现实中”，并赋予其意义和秩序。个人的认同也最终通过在象征整体性中的定位而正当化（正统化）。认同所需的最现实的部分，未必都需要其个人所熟知。不过，人们生活的世界整体一旦出现危机，象征整体性就会被自觉化和理论化。这种过程受世代间的相剋和异端的形成所促动，“在一个社会与具有完全不同历史的另一个社会相遇之时”典型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就会作为对传统知识进行重新格式化的对抗性专家登场，为象征整体性的概念化发挥重要作用。 在巴咖的另一部著作中，将这种现象整体性阐释为给这个世界定序的宗教性有序宇宙——“神圣的华盖”（ The sacred canopy）。宗教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有效的正当化手段”，它“通过给予社会制度某种终极而确实存在的地位，即通过以单一的神圣为其在宇宙性框架中定位，而使社会制度正当化”。在这种宗教正当化过程中，能够“使民众相信，他们在实现基于自己存在论的最深邃的愿望，在把自己与根本的宇宙秩序调和在一起”。当极限状况和社会危机出现时，这种宗教正当化就必然会被启动起来。这说明，虽然宗教正当化总是要用必然抑或自然来装饰，但谁都明白它实际上是通过人为构建的。并且，有一点巴咖和路库曼也未必能注意到，即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象征整体性就会对与安定时代平衡生存者的经验发挥作用，在其内在精神上制造一种具有紧张感的观念整合性。因此...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2赞 2021-08-05 13:02:33

• 此外，白石还从主张正名、明礼的儒者立场出发，认为在义满的时候就正应该建立一个足利为王的“名号”，以此君临全国，这也是他批判义满的一大原因。据说白石主张这一名号应“下天子一等”，承认天皇名义上的权威。这里，白石是以近世朝廷和幕府的关系而立论的，当时在与朝鲜外交关系的国书中，日朝双方都将对将军的称呼由传统的“大君”，改称为“日本国王”，可说就是部分实现上述理念的结果。 如果站在儒者的立场上，把施政是否符合道理和名分视为权力更替的原因，那么即使是素行、白石以外的人也同样会肯定武家的统治，而对因腐败无能自食其果的天皇、院政、摄关、前代的将军等，则会给予严厉评。在这方面，对后醍醐天皇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例如理当采取南朝正统论立场《大日本史》，也认为后醍醐的施政由于皇后的干涉而赏罚不均，导致“谏臣去而纲纪乱……欲复延喜之治而不可得也”。近代的皇国史观根本不问建武中兴失败的原因，只是一味地称颂南朝武将如何忠心，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近世儒者们的观点。儒者们的立场直接联系到德川统治的正统性，他们认为家康才是上承天命的圣君，继承其位的各代将军，名义上暂不说，至少在实质上是国王。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站在否定朝廷、天皇的立场上。那么，朝廷和天皇到底是作为起何种作用的存在而延续，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素行的答案是，天皇的存在是秩序原理的象征，能表明“上下有别”。他认为，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御裔”，是一直以来就有的尊贵的存在。武家即使掌权也要对天皇行“君臣大礼”。这是因为“君臣之礼不行则上下之别不明，上下之别不明则天地失其所、万物失其本，政道纲纪遂不可明”。即便朝廷已经威风扫地，武将仍然要保护京都，尊重朝廷，注重官位，行君臣之礼。山鹿素行认为，这里体现了“君臣上下之仪则”，说这“正是本朝风俗人物胜于异域之要道”。 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论述得最为系统的是熊泽蕃山（1619——1...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1赞 2021-08-12 13: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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