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

遇上近代来自西方的说出了它们自身某些道理的理论之际，旁边还有令人眼晕的西方的经济繁荣，就很容易自惭形秽，“月亮是外国的圆”了。

今天的学人很难首先察觉已融入日常生活的那些规矩和制度，更难经此想象性重构当初催生这些制度的、那些曾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难题。这些难题并没完全消失，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潜伏或隐匿在我们身边。但有时，恰恰由于这些制度颇为有效，乃至会令我们觉得似乎从来就没有这些难题，不会有，也不应当有；有的只是，只能是，当下西方宪法话语提出和讲述的那些问题/今天我们不抱怨方块字了，在“不如人”上，也不那么绝对了；但在法学和法律上，这种心态还挺重。周边这种嘴脸仍不时出现

我想用一种不按时间排列整理事件的方式，即围绕问题讲道理的方式来展示中国宪制及其实践，说说历史行动者曾面对的重大约束、难题和他们的制度选择。更一般地说，我想用中国历史的宪制经验，来揭示一般宪制可能或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划得漂亮，而是向前划，水手们！

但若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中国远比欧洲复杂多了，交通联系艰难多了。起码，欧洲没有沙漠、戈壁、高原以及长江与黄河这类古代人类很难逾越的重大自然障碍/这些诗句都已三千多年了，至今仍鲜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便没写进中小学课本，也没人专门教，仍不时为普通中国人传诵，甚至为普通人传唱——想想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中国历史上早有文献表明，当时民众并不觉得需要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击壤歌》，据说是中国最早的民谣，就反映了一位老农，其实很有点哲学气质——爱想些没啥实际意义的问题，质疑了国家统一政治治理的必要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平王迁都洛阳固然意味着西周的制度没能有效应对西北或北部游牧民族的战略威胁，但同夏商的部落联盟制相比，却能理解为什么从西周开始，有了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一统天下的愿景，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历史中国的构成，仅就复杂性而言，远高于1775年和1787年的美国构成，也远高于1991年的欧盟构成——不仅有关疆域面积，而且有关多种文明的错综复杂/一些在特定时空有效的制度，完全可能因天时地利以及其他约束条件（有时甚至仅仅是其中之一）的改变而被无情淘汰，成为历史过客；但也意味着，在特定时空哪怕曾经失败的制度，却也可能因制度条件汇集或制度效果的积淀而“时来运转”，即便最后它同样会走进博物馆。尼采是对的，重要的并非应当遵循的“真理”，而是你不能不服的“谬误

东亚这片土地上的小农当时最直观的需要，就是村落共同体也即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安定和有序/尤其是秦汉之后，长期和基本的制度格局一直是“皇权不下乡/县”，这迫使农耕村落的构成和治理既是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村落的构成和治理一定受国家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强烈影响，与国家治理互补，但在治理结构上又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无论在制度逻辑和组织结构上都相当不同，甚至必须——由于没有村落财政——自成一格。/这意味着一定要构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为农人提供基本的和平和安宁，获得他们的归顺和认同，促使他们以缴纳税赋服兵役劳役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等方式参与和支持国家政治。这个政治共同体才能有效抗衡游牧民族，与之在北方的广阔地带展开持久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竞争

各地需要应对的问题、面对的政治威胁也不同，各地方利益不可能一致，这个覆盖农耕区的超级政治共同体必须开发出各种制度和机制，能有效包容、吸纳、克制和平衡各地区的利益冲突，以源自各地方但忠于国家（统一皇权）的政治精英组成一个层级化的官僚集团，依据文字颁发的统一政令规则，从宪制架构和政治实践上，以国家强有力的行动将缺乏内在利益交织的各地方紧紧勾连在一起，逐步整合起来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家”或村落），主要属于政治文化精英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国），以及中华文明共同体（天下）/从历史经验来看，三者中最关键、最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其实是“治国”。村落共同体的发生更多依赖和基于血缘、亲缘或地缘的日常互动，可能诉诸人们本能的包容性利他或在小群体中产生的、近似本能的互惠性利他

齐家则是治国和平天下所需资源的源泉。无论是政治精英的官僚体制，还是北部边陲的防卫，为抵抗或战胜游牧民族的各种兵役或劳役，从纳贡求和到军事行动所需的一切，都来自农耕村落——甚至包括一些和亲的“公主”！/即便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只要入主中原，治理包括农耕区在内的中国，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恪守秦汉基本确立的这一基本宪制格局：在农耕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有足够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官僚政治，主要通过税赋从农耕区获得维系统治的最大财政和人力资源，通过官僚体制主要在“治国”进程中，不断强化、整合并完善着家/国/天下这三层制度的勾连和互补

constitution就是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的集合和构成/因为只有首先从宪制也即国家构成的视角切入，才可能理解中国。“我们应当想事而不是想词/即便有人有这一愿景，那也得有一些什么制度实践把各地百姓拢在一起，把他们从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拽出来，让他们相互说上话，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他们村和隔壁村，无须知道“诗”，但一定得知道远方，那里有一些与他们不完全相同甚或相当不同的群体；不仅如此，还要以某种方式，至少令他们当中某些人有一种超越个人生活世界虽然远非普世的关切，还要愿意并有能力为这种关切做点事。当有了这些起码的理解，才可能勉强算有了个初步的、想象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即便还未构成一个经济政治共同体，才可能进一步想象一个文明（多民族）的共同体

那些真正伟大的社会契约论者，其实都清晰意识到，国家的构成/宪制不是，不可能全是或只是一个契约。霍布斯这位社会契约说的创始人就明确指出国家构成方式有两种，首先是军事征服，其次才是社会契约。即便后者，他还一再强调，这个契约是个一旦订立就不容自行退出的契约。可以就此批评霍布斯专制集权。但这种批评不着边际——错在因为有人说美女如花，他就考察美女是不是花。霍布斯只是用契约作比喻，他从来没说国家就是个契约/林肯的伟大最大部分其实在于，他不相信国家是因约而成。他的历史功绩不是拯救了美国，而是建立了美国

历史中国的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或借助相对简单易行的制度，而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社会规范”（也即法律），将无数离散但同质的农耕村落整合起来，将因地形地理气候等综合因素造就的多样异质的各族群各民族民众整合起来。极简言之，中国历代宪制都要先创造一个哪怕松弱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拓跋氏北魏在长达一百年间一直坚持着一个残忍的宪制措施，即一旦某王子被立为储君，他的母亲就会被皇帝赐死/它确实残酷，但残酷从来不等于无知和野蛮

这是一个借助历史但又试图超越历史叙述的关于中国国家构成的理论努力；也是一个基于中国经验关于一般宪制理论的尝试。/概括讨论夏商周三代政治治理中已经浮现的早期中国的一些宪制麻烦，以及后人记录或抽象的一些制度应对/讨论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在历史上的农耕中国，齐家其实有关农耕社区的组织构成，不仅有关99%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砖石/讨论父子和兄弟这一纵一横二维关系，如何组织构成了历史中国的村落，灵活有效地适应了各地情境，省却了若由国家治理所需的人力、物力和信息/讨论男女关系，这是前两种关系因此也是村落制度得以持续的关键，但也是从内部颠覆和挑战村落共同体的最大风险源头，因此需要一套普遍且强硬的基本制度予以规制

传统形式的常备军在历史中国至少从战国开始就不可避免；军事问题也因此一直是中国宪制中无论是“治国”还是“平天下”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分权中，朝廷必须以包括但又远不止于军事的各种行政监察手段，来保证对农耕中国各地的有效行政控制和管理（治国），保证对边疆地区的有限影响或治理（平天下）；甚至必须从宪制层面来处理大国内注定发生的地缘政治问题。/即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历代王朝也都以中原农耕经济为经济和财政的基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相互间缺乏经济交换和合作交往的足够动力，这就令大国在经济层面的构成和整合面临重大障碍。第六章首先关注国家强加的度量衡统一，这是农耕中国的税收财政基础，是统一的政治治理和军事行动的前提，也曾深刻、全面且久远地塑造了入主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关注历代中央政府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推进大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以便在松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从经济上建构和整合中国

勾连、建构和整合各地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不限于政治、行政和经济，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制度/是令这一切但特别是政令信息可能且便于交流的一些基本制度。通过这种交流把包括皇帝在内的全国政治文化精英整合起来，再通过他们把全国各地整合组织起来/讨论的支持和保证国家上令下达统一治理的文字和官话。文字和官话更多是政治精英的专用品，是理性组织协调政治精英实行统一治理的重要工具

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中国宪制的三个重要制度因素——君、臣、民——以及相关制度上/分析为确保中央集权官僚制有效运行，历史中国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政治精英参与国家政治治理的选拔制度及其演变。不仅如此，大国的宪制还必须平衡各地政治文化精英的政治参与。这后一点，就功能而言，有代议制的意味/皇帝是历史中国这个大国无以替代的基本制度，皇帝也是国家政治治理制度的核心构成。特别吊诡的是，即便皇帝本人不是政治精英，他也是中国政治精英构成的官僚制的要件/在历史中国，普通人只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自在成员，村落共同体中的自觉成员；在这两个共同体中，普通人都能分享共同体内的分配正义，而无需近代西方社会借助公民身份应对的权利义务问题。这非但闪过了可能被公民概念套住的那种话语体系，更可能经此展现历史中国的某些沉寂经验。

结语后的附录概括本研究的一些方法论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并不重要，但对一些努力依据中国历史经验和材料而有理论追求的研究者或许有所启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以及如何，力求将本研究转化为一个理论研究，而不是历史研究。除了可能消除一些细心读者的疑惑外，对广大读者的最大帮助也许是，为何本书书名是《大国宪制》，而不是《历史中国的宪制》？

各城邦的宪制都是为回应本城邦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制度措施，并且是路径依赖，层层累积起来的/革命创造宪制，而非约法创造宪制！/由于终身制，60岁才能进入元老院，还有了另一些好处。由于贵族不可能年纪轻轻就进入元老院，这就使得即便终身任职，元老院的政治构成也会因为成员次第老去而逐步变化，这可以有效避免政治决策机构被同一批人长期垄断，导致僵化，也避免了选举制可能导致的人员大量更替出现政策断裂

这一人类最早的民主宪制，与今天欧美的民主制，除了分享民主这个“名”之外，无论在理论渊源还是在价值追求上都很少相关甚或交叉。雅典民主制并不基于人人平等或普遍人权理念，而是以奴隶制为基础；也因家中有奴隶干活，许多成年男子才有闲暇参与城邦民主政治。其次，真正促成和塑造这个民主宪制的，无论是早期的400人还是之后的500人的议事会，无论是十将军委员会，还是陪审团，都是他们背后那隐约可察的氏族部落。换言之，雅典民主制不因为民主是理想，想让所有公民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便有效和正确决策和治理，而是为了缓和山地农民、海岸富人和城邦贵族之间的矛盾，此外，与斯巴达一样，还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引发各部落的猜忌和纷争

雅典民主宪制的主旨是保证雅典城邦不至于因各部落间和公民间相互不信任和猜忌而崩溃/细心人甚至可以察觉雅典的宪制真的是一种迫不得已。由于公民间缺乏相互的政治信任，城邦只能以绝对平均主义乃至随机抽签以及每人执政一天的方式来解决参政问题。这种宪制安排显然不合理，不理性，也不可能有好结果。就一天，你能干什么事？而另一方面，既然就一天，又什么事不能干？！

苏格拉底的审判中，500人陪审团中，居然至少有80人先认为了苏格拉底根本无罪，却仅因苏格拉底不认罪，就投票判决他死刑；这就是大家都不负责，对任何结果都无所谓的最有力例证。在这样的体制下，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之外，后来必须设立可以连选连任的十将军，由他们负责并执掌必须及时处理的有关城邦“军事、外交和国库大权”，并保持政治治理的连续性/雅典为维系古希腊这个最大的城邦，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培养公民的共同体感，但以牺牲政治治理不负责任为代价/至少在其鼎盛期，直接民主制根本无法令雅典获益/斯巴达坚持贵族制，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分化不能大，城邦凝聚力才足够强，公民才可能对城邦保持足够的认同和信任。

由于土地稀少贫瘠，本地粮食无法自给，超过一半甚至3/4粮食得从诸如埃及或黑海地区进口，同时出口本地产品。商业这一地区出现了数量众多规模都不很大的“城市”（polis）经济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成政治共同体——城邦，何止是顺理成章，简直是浑然天成。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当年为什么断言，人生来是城邦的动物，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但这种断言只是古希腊的经验，是古希腊的地理、社会和政治条件挤压和塑造出来的仅仅属于古希腊的“地方性知识

封建制下的国王是国家的头儿，其实只是最大的贵族/《大宪章》被视为限制国家或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历史先声/我认为，贵族们首先清楚知道“乱莫大于无天子”的道理，他们不想废了国王后，相互征战。其次，如另立他人，无论是从王室中另选，或是从贵族中选举某人取而代之，都有种种不确定性；尤其后者会涉及贵族之间的利益调整，可能引发贵族间的利益竞争，结果仍可能是天下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每个贵族自己的利益，间接地也成全了英国普通人的利益，减少风险，贵族们着意做了一个最佳选择，尽管看起来好像是着意做了一个保守的选择。因此，在我看来，《大宪章》最深远的宪制意义其实是坚持和确认王权是英国的基本制度，其最现实的宪制意义是投鼠忌器，坚持以现有的这位贵族都很厌恶的国王来维系英格兰的和平现状。

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撰写并出版的《利维坦》更是从政治学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为什么，当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主权者（说穿了，就是国王）时，人类生活就一定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在试图限制和规范王权之际，仍必须维护王权的唯一性和合法性。这是英国后来在欧洲各国中最早构成民族国家的最基础制度之一/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位，不但迫害清教徒，甚至要求全体英国人皈依天主教，并以宣布议会休会来消灭议会的反对声音。这些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到了法国/面对这一严峻后果，英国议会只能向他们想要的正义裸奔了，于1701年制定了《王位继承法》，以相应条款，确保任何王位继承人及其配偶都必须是英国新教徒。

因此中国法律人，千万不能从自己的历史出发，打开《联邦党人文集》后，连书名都不看，急急忙忙翻到第78篇（讨论联邦的司法机关），就开始大谈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化或司法审查等。一定得看清这本书的书名是《联邦党人文集》。也别只是瞄了一眼《论美国的民主》，就想当然地以为托克维尔赞美了美国的民主宪制；这本书其实真与今天人们说的美国民主制基本无关，只能算是讨论了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社会的“基层民主”——城镇、教会和民间社团等。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创制者始终坚持美国是共和制，《美国宪法》的重点之一其实是要限制民主因素。而且，当时北美大陆连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又谈什么作为制度的三权分立？联邦最高法院也没影，又怎么可能有司法审查？《美国宪法》制定后，也还得等16年才算是创造出司法审查事件，而不是制度

当时所有关于合众国构成/宪制的思考以及付诸《美国宪法》的条文都围绕着联邦制展开，为了联邦的构成/宪法于是规定各州众议员名额将按各州的自由民（公民）数量分配。但为避免过于严格的比例制会令那些人口太少的州，连一个众议员的名额也没有，宪法规定人口再少，每个州至少也会有一个众议员的名额/在大量蓄奴的南方各州，当权的白人希望，一方面，在计算和分配众议员名额时，能把黑奴算作“人”，因此南方各州有更大人口基数可以多分些众议员名额，但另一方面，南方各州的白人统治者又不愿黑奴与自己一样，享有同等选举权

为防止选民被政客忽悠，他们力求精英主导/联邦法官产生的条件是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但为什么是参议院而不是众议院认可呢？关键是每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各州的众议员则数量不同。获得参议院认可，这一规定因此确保了各州对联邦法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命有同等影响力，避免人口大州对联邦政府的人事任免有更大影响/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787年《美国宪法》全然不提联邦的公民权利。就因为，如同《美国宪法》创制者许诺的，公民权利保护完全是各州政府的责任，联邦宪法不能干预，因此无需多此一举/但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护什么三权分立或司法审查或民主制度，而仅仅是为了维护联邦制/只因当时《美国宪法》以及宪法律实践，这些不流血的战争，无法拒绝南方各州主张的自主退出联邦的权利，最后就只能用流血的政治来重构（reconstitute）这个当年制宪者曾期望的“更完美的联邦”。

（1）为什么农耕中国最早出现的政治体采取了宗法制？（2）为什么夏商周最高统治权的转移制度会从“兄终弟及”转向“嫡长继承”？或更早前的社会统治权力的转移会从理论上给人美好感觉的“禅让制”变成令人反感的“家天下”？我会分析这两者很可能就是同一回事。伴随嫡长继承制，为什么会，甚至是必须，出现（3）官僚制和（4）分封制？以及（5）为什么会出现周礼和“礼治”？

在早期中国，首先的宪制问题很可能有关在某农耕区域的村落整合或建立部落或部落联盟，至于政治组织的形式以及政治治理的实施都会靠后。至少有些考古证据表明，中国的早期国家，并非恩格斯依据西方经验描述的那种打破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国家，更可能是氏族部落征服其他部落形成的国家

因为嫡长继承制意味着，即便王后生的其他儿子才华更高，即便嫔妃生的儿子才华更高且年龄更长，甚至即便天子本人异常偏爱任何其他男性后裔，也无法定权利继承王位。/殷商时期有不少兄终弟及，但政权转移主要仍是子承父业。因此有理由断定，西周之前，王朝政权转移一直采取的至少是双轨制。鉴于周武王起兵革命的重要理由和成功宣传策略之一是，指责商纣王帝辛“离—其王父母弟”“遗其王父母弟不用”，这或许表明，嫡长继承已是当时的政治常规（非正式制度），但有关最高权力转移的宪制和正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兄终弟及/那么大致等于周武王是以商纣王“违宪”为由发动革命，商纣王则部分因“违宪”而众叛亲离、丧失了政权。然而一旦取得政权，西周出尔反尔，马上开始强调并最终确立了嫡长继承制

传说的禅让制是在夏之前，当时的部落或部落联邦的政治领袖成天累死累活，除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外，很难说有什么其他好处。普通人估计也没什么或没有多少剩余劳动产品来养活国王，或是支持以国王为代表的政治治理。在这样的艰难世道，后代学人质疑的“禅让制”就很可能真的出现过/用今天的“家”的标准衡量，第一，“禅让制”就没啥高大上的，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制度选择；第二，在部落社会或部落联盟中，“禅让制”其实也是“家天下”的一种特定形式，即便当时的“家”还不是“天下”；第三，这种“兄终弟及”既是一种“禅让制

兄终弟及”一定令统治者更替更为频繁。因为有一切理由相信，兄弟间的年龄差别总体会小于父子间的年龄差别/当王位不再是一种不得已的责任，因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有了或是伴随了各种重大收益之际，“兄终弟及”更容易引发围绕权力转移的内斗/如果第一代最后继位的小弟死后将王位传给长兄的长子，那么他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幼子，就几乎没机会继承王位了；其长子须等待6位，其幼子则须等待8位王位继承人一一过世后，才可能继承王位

武丁继位后，以上天托梦为名，从奴隶中找到了杰出的政治家傅说，任命其为相国，复兴了殷商。这其实应算是一次重大宪制变革，因为傅说与天子武丁不仅没有血缘关系，更是一位异姓政治精英，来自社会最底层。可以说这开了精英政治之先河，但也可以说从此开始改变了以家族或部落征服其他部落为基础的国家构成。即便照旧国王世袭，其他什么都没有变，这时的国家似乎已开始从“家天下”转变为“天下之公器”了/但这一“违宪”的变革，给周武王起兵革命留下了太好的借口，还借此成功鼓动了商朝贵族的反叛

这是在统治疆域扩大、社会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第六章讨论的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增多、国家税收能力增强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职业化为特征，为保证更优政治治理而必需的一项宪制变革。这也是从魅力型政治转向官僚政治，或者说从人治转向法治或文治的一项重要制度/王室中所有因这一制度变革受损的人，基于个人利益，就可能以坚持“祖制”也即宪制为由拒绝嫡长继承制/与周天子做法相似，各诸侯王也将本国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直接统治并由嫡长子继承，其余土地分封给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其封地称为“采邑”/全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统一的等级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其功能已远不止确认并确保嫡长子作为合法王位继承者的地位。推广开来，基于每个成员在这个血缘群体中的相关位置，这就确定了成员之间永远不变的政治关系。这为整个血缘群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为所有成员的行为提供了规范，以及相应的预期，规定了成员间不可改变的政治上的尊卑从属关系，这些关系作为政治规范会规训、防范并希冀能杜绝他们的任何可能导致僭越的政治野心，消除因政治关系不确定可能引发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任何僭越性竞争

天子与各诸侯国统治者之间，以及各诸侯国统治者相互间，血缘关系会不断稀释。各诸侯国间也不会有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和联系，甚至诸侯王之间终身难得见上一面，相互间也没有多少利益交换和依赖，诸侯国事实上会是或最终会变成各自独立/这意味着，如不能不断自我重构（re-constitution），即便当时看来别无选择的宗法封建制，作为宪制架构，可行，必要，无可替代，却不可能长治久安。人类就是无法靠努力就炼出长生不老万世太平的仙丹/几代人过后，当年的亲属已如同陌路人，这种仪式就会变成没有任何实在意味的套路，曾经饱满的亲情只剩下声音的空壳，没有任何实在力量可以抑制那总是蠢蠢欲动的利益冲动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礼的最重要实践场域也许是在农业村落社区，国家的最底层。那里“天高皇帝远”，国家无法为之提供正式制度，或无法提供足够的正式制度，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礼因此成了普通民众生活更多借助和依赖的基本制度，是组织家族和民间社会的最基本制度架构，持续发挥着作用。这种农耕社区实践则为历代王朝坚持以儒家为正统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因此选择子承父业的“嫡长继承”，放弃“兄终弟及”，只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在西周社会条件下，“嫡长继承”隐含的政治稳定性和正当性，加之官僚制和分封制的支持，比“兄终弟及”更能提供稳定的政治预期和秩序，也就是王国维说的“息争”/采纳嫡长继承制，既不符合“亲亲”——没有充分理由表明父子关系比兄弟更亲，也不符合“贤贤”——也没理由认定嫡长子一定比或通常比其弟或其他非嫡长子更贤能，甚至也不符合“尊尊”——除了如此认定并约定俗成外，有何根据认为嫡长子比国王的弟弟更尊贵，或是比国王更年长的儿子甚或所有非嫡长子更尊贵？/这些制度全都为回应古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对于夏商周的国家构成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也经此为当时农耕中国的百姓提供了最大可能的第一公共品：和平和秩序。这令我无法吝啬“宪制”这样的称谓，即便在中国西周之际，这大多被称为“礼”。

以色事他人，色衰而爱弛”，中外的明白人都晓得没有什么制度可能建立在爱之上/“皇权不下乡”的另一重大原因是治理对象太特殊。“治国”处理的基本是公共事务，为天下黎民百姓提供和平，自然更强调公事公办。汉武帝之后历代正统意识形态一直是儒家思想，说是看重家庭，其实更多地是说说而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总体上是政治的、公共的和一般的，通过官僚制度化治理。农耕村落的组织和治理则一定有其自身特点，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一面，但也不得不包容兼顾农耕村落小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有很地方、很家庭、很个人或很私密的一面

首先由于“父慈”，就会“顾家”，这就大大减轻了女性的养育责任，改善了女性的生活状态。其次，由于社会生存的竞争，总体而言，那些坚持实践“父慈”的家庭一定会有更多更健康并长大成人的后代/但在没有其他制度资源可供村落或家族调遣的条件下，如此强调孝和顺，何止可以理解呢？其实是太有道理了！/第一，就父慈子孝这一社会规范的执行而言，“父慈”有两种自我执行动机。生物性的父爱除外，另一重要因素是，该先行履行的父亲如未先行履行“父慈”，这就会弱化靠后履行的“子孝”义务，儿子会获得了一种类似现代民法的“先履行抗辩权”。历史中国农村自然没有这类概念，但没有这个词不意味着社会中就没有与此功能类似的道理、说法和社区互动机制。是有的。这就是中国民间常说的“报应”（deserts）。如果父亲年轻时没有正当理由地不关爱自己的孩子（“父不慈”），他老来，儿子不养他（“子不孝”），民间会认为，这就是父亲该遭的“报应”。但对于“子不孝”，这两种自我执行动力都没有，尤其是如果父亲已先行履行“父慈”义务，他就亏大发了。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历史上国家财力人力有限，公权力仅选择干预“子不孝”，不干预“父不慈”/孩子可能幼小无力抱怨，不敢抱怨；更重要的是，那些没得到足够“父慈”的孩子很可能就没能活下来，无法取证；惩罚不慈的父亲常常还可能加重孩子的困境/关爱后代若是天性就可能自然遗传，若是家庭文化则可能耳濡目染而为后代继承。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也还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民间通婚会关注甚至强调“郎才（财）”或彩礼。从功能上看，这就是为避免或减轻考察失误和风险的一种“保险”，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家庭财政保险。

后世历代王朝把“不孝”定为重罪，却从未在法律上强求“父慈”，实在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制度设计，既深刻洞察了人性，又有深厚的社会关切。这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制度。

由此而来，应对男女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是“男女有别”。这一原则首先会促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因此是建设性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男女有别，就可能更多“发乎情”而非“止乎礼”的性爱/只看（父系）姓氏的一刀切，反倒简单易行，既便于人们选择确定婚配对象，也可以有效监督防范单姓村落内少男少女的爱情冲动——后面会细致讨论这一点。/因为从夫居不仅约束了女性，其实也令男性在居住上别无选择/陌生社会或社区通常也更愿意接纳女性，而不是男性。最简单直接但很野蛮的证据是，在野蛮残酷的村落、部落或文明冲突中，胜利者会屠杀失败方的所有成年男性，通常却会接纳失败方的全部年轻女性/由于因从妻居加入该村落的男子相互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竞争一定会比从夫居村落中的妯娌间竞争更激烈/从夫居制加随父姓可以有效保持和延续单姓村落。若不要求本村女儿外嫁并从夫居，只要随父姓，任何单姓村落都会很快变成多姓村落

“授受不亲”，严防社会性和政治性乱伦/乱伦者不得不为此支付“孽债”：她/他的至亲将终身遭受巨大精神折磨和社会苦难，这类折磨苦难通常又会被社会定义为是“乱伦者”的“报应”/一批批年轻女性离开自己出生的村落，进入并长期生活在陌生村落，那里有许多进取的男子，还有许多男孩不断变成进取的男子

因为私奔者，无论男女，即便逃离了“家族”或村落的惩罚，也都会因为永远离开他/她原先生活的社区而尝受许多额外艰险，也算受了足够惩罚。这可谓一种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

一旦危及到“家”（或村落）的根本秩序，“齐家”的措施就相当野蛮、血腥，偶尔露出的就不是峥嵘而是狰狞了，无论冒犯者有意还是无心，哪怕根本不曾冒犯，只是可能冒犯，觉得他或她冒犯了/但制度的这种宿命不也就应当是个神话？！只有当总有人突破规范，并受到惩戒之际，这才表现了人性（抑或兽性？）的生动，才表现出其强健的创造力，证明了社会的活力，也因此证明了规范和制度的真实和生动，迫使制度变革和创造。农耕村落的秩序永远深嵌于具体生动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它面对的是“皇权不下乡”的制度环境，农耕村落的人们是在历史中试错，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逐渐形成了这些原则，累积成了制度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力，不是因为1787年的《美国宪法》，而是因为革命，合众国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颠；“美国的诞生先于《美国宪法》”。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制宪之后，仍有一系列战争塑造了后来的美国。1812年，美国就主动进攻英国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这场人称“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战争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望，增强了其国内的凝聚力，更大大扩展了美国的疆域。随后则是1846年至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规模不大，但美国获得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举成为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疆域大国/美国人的独立战争，对于美国人是独立，似乎是“对外”；但对大英帝国，那就是一场“内战”！它改变了英国的疆域构成

在近现代之前，欧洲各国一直没有常备军，拒绝常备军，甚至认为常备军是自由的天敌/在欧洲是直到18世纪后期，人们看到了，军事上的劳动分工会有职业化、专业化、组织纪律性强以及与之相伴的更强战斗力等好处，常备军才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成为欧美各国国防的必备

唐代“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边镇实行募兵制，招募来的军队与朝廷无关，全成了安禄山的私人军队。/如北魏开始到唐代实行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府兵由家庭财产较多的农家子弟组成，由专门机构管理，平时在家耕作劳动，农闲接受军训，或是定期赴军营轮流服役一段时间，士兵自备兵器、粮食、日用品，遇有战事，奉命出征，战后则返回原来所属的地区。由于国家无需承担军饷，维系这样的军队的费用就很低。又如魏晋“士家制”或者明朝的“卫所制”，大致是从全国总人口中划出一部分家庭专为军籍，官方为这些家庭提供土地耕种，还可能发放些军饷，但每户必须提供一名壮丁，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当兵，这一义务不得解除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战略战术上的机动优势/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城墙只能徒手攀越，即使无人防守，也很难通过。游牧民族的马匹因此就由军事行动的利器变成了其负担

公元89年东汉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北匈奴失败后向西远徙，东汉的匈奴威胁最后解除。尽管此后中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并非和谐，中原地区也有战乱，但从漠北大捷到西晋“八王之乱”引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至少有四百余年基本安定，不受游牧民族南侵影响。中原农耕区百姓的深重灾难是在西晋灭亡后的南北朝时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加剧这个灾难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中原地区无法利用长城予以抗拒

中原地区开始了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90%，汉族几近亡种灭族。中原地区另一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这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恶果，而藩镇割据至少部分或间接与唐朝放弃以长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决策有关

作为弥补，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在北方边陲地区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这违反了和平时期军政分权这一传统中国的政治教训和制度/没有长城，还必须增加北方边陲的驻军，这引发军费和粮草供应的紧张。为缓解军费压力，唐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均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在没有长城条件下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积起来，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

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山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400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6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不依赖长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整合构成以农耕区为核心的中国。结果无情，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

评判长城的底线因此不是，不修长城，会少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觅封侯”，会有多少农民安居故土“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他们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农耕区民众的幸福指数会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长城，无人戍边，这些“被”幸福的农民，会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会额外地，成为“两脚羊”？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央政府之所以称政务院，而不是后来的国务院，最重要的原因或理由就因为其下属机构中不含国防部，当时军事领导权属于分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但行政与军事分权的先例就这样从新中国一开始就确立了/尽管今天几乎无人提及，有人情愿忘记，甚或有人还要努力忘记：“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事实上为1978年之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保障

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要有意淡化甚至遗忘军事实力，高歌民主、自由和权利，期望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相信，一国的良好宪制与其可以诉诸的军事实力完全无关，只与20世纪才算兴起的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等宪法律话语有关/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就曾多次抱怨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讲信用，违反了他们关于“北约一厘米也不会向东推进”的承诺。但除了自我证明一位傻波依外，这种抱怨有任何意义吗？

美国的万幸不在于有了一部联邦宪法，就扛住大战了，而是它身处无需担心战争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中国，总是在中原建国和开国，秦汉之后总是中央集权，永远是农耕大国，永远有来自北方的威胁，所有这些不变的制度条件迫使并塑造了人们对军事宪制的长期关注/当军事对于国防的实际意义下降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系于外交，战略结盟和纵横捭阖；如今，还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条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这对保家卫国或捍卫本国宪制还有些意义/康德开始提议欧洲各国逐步放弃常备军以求世界（“世界”前面其实应加欧洲二字）的永久和平

但若换一个视角看，无论放弃常备军，还是宣布永久中立，或各国军事上合纵连横，或是臣服强邻以求得保护，这仍然是各国鉴于本国国情对军事问题的一种可行的宪制安排！是以特定形式对军事问题的宪制回应。/很可能培养出那种“我不懂的就不重要或就不是学问”的心态，这一章和这一附录就会很尴尬且另类。这也不是问题，这只是学术上的纠结。但如果这个主要有关实践的而非学术的问题，在一个民族的视野真的淡出了，结果会如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西周的分封制。由于无法定的领导关系，西周分封制下天子与各诸侯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但这是疆域大国层级化行政区划体制的最早宪制努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项/礼崩乐坏”就是今天说的宪制大乱，中国已无法按照宗法分封制继续治理了。整个国家的宪制架构，最显著和最关键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变了。这或许是上古以来继夏“家天下”和西周“分封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变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强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也促成了郡县制的变革。务实的政治实践迫使各国必须重构本国政制，必须高度理性化和科层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直接有效的政治统治，有能力统一、协调和迅速有效地动员和调配本国内所有人力物力资源。非此，不足以展开大规模的战争，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卫/汉初的分封制中还加入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制度考量，即中央政府向分封的诸侯国派驻官员，试图由派驻的官员实际治理，借此来架空诸侯。但“刘氏”一词还是表明，刘邦的宪制思想仍受制于传统，他还是相信血缘比郡县政治架构更有助于巩固和维系汉王朝

是这场征战，而不是这场论战，打败了地方的封建割据势力，彻底粉碎了汉初政治家曾寄于封建的那最后一丝迷信。[458]必须坚持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不指望开万世太平，但在当时条件下，只有这样的宪制才更可能防范因宪制架构重大缺陷而导致国家分裂和内战。当汉武帝通过独尊儒术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上的中央集权后，汉承秦制，终于在国家政权结构上完成了中国宪制的这一伟大转变/有效的层级治理体制需要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这有利于地方官员针对本地情况采取对策，紧要时独断专行，这既会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便于中央或上级问责。这都表明应当有，甚至必须有，制度化的纵向分权

由此可以理解中国长期坚持“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制）”这两条行政区划基本原则的宪制意义。前一原则强调行政区划尊重自然地理形成的地方区域。自然地理往往会塑造相关的区域性社会共同体，界定本地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益，就此而言，尊重自然地理构建的自然区域，可以减少各区域民众间的利益冲突，便利有效的政治治理。但也正是考虑到地理条件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塑造力，为维护全国政治统一和有效治理，尽可能消除军事割据的风险，才必须有后一原则/要尽可能用行政区划的“犬牙相入”来打破“山川形便”，有意让各行政区划相互掐着一些“兵家必争之地”，甚或是以互不隶属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共同掐着某些战略要地，竭力避免因地理地形引发分裂割据

为有效控制秦军最后征服、距离秦王朝政治中心最远、交通最艰难的岭南地区，秦将位于南岭以南的桂阳县（今广东连县）划归长沙郡（今湖南省），同时将位于南岭之北的镡城（位于今湖南怀化境内）划归岭南的象郡（今广西）/就要通过犬牙相入的行政管辖来打破可能因南岭引发或造就的地方割据/河南的行政区划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仅位于黄河以南，总会越过黄河兼有黄河以北之地，有时甚至令人不可理解地深入河北；长江沿岸的行政区划也从来不划江而治，总会跨越两岸，即便南北两岸经济文化差别甚大。这么划定行政区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潜在势力以黄河、长江这类农耕时代的天堑形成割据。

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不但覆盖湖南、湖北，更是越过南岭直至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越过南岭直至广东，河南江北行省跨越了黄河淮河两条大河；中书省直辖地区横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地理区域；江浙行省则从江南平原一直向南延伸至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的汉中已成陕西的一部分，秦岭不再是构成屏障，四川也就没有割据的地理条件了

一个极细小的个案是，在广东与福建，同时也是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面积仅130平方公里的南澳岛。该岛在历史上对于闽粤两省交界处的广阔海域控制极具战略意义。近代之前该岛的行政归属一直变来变去。秦汉时南澳岛划归南越，即今广东；从南北朝的梁朝起，包括唐、宋，南澳岛则一直划给福建。明、清两代南澳岛在行政上同时分属福建、广东两省。军事上，岛上设了总兵，但下面却分设了互不隶属的广东、福建两个营。闽粤界不但横贯了南澳岛，甚至切贯了岛上的总兵府！

犬牙相入的原则也有经济意义，以此来平衡不同行政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促使各地相互制衡和相互牵制，避免各地政治文化精英的相互猜忌，从而有助于全国的政治平衡。还要指出，由于政治安全对于农耕中国长期以来更为重要，因此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许多从经济建设上看不很合理甚至很不合理的行政区划

虽然常以军事行政区直接管控边陲区域，但历史中国历代王朝应对边陲，无论是边疆政权还是地方政治势力，基本制度和方略都是“羁縻”。“羁”就是以军事压力予以控制，“縻”则是以经济利益予以安抚拉拢，可谓硬软兼施/但入主中原的元朝，介于宋明之间，它在西南边疆各部族治理上，基于与羁縻府州相同的原则和设计，创立了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逐步推进“改土归流”，即由中央任命的定期轮换的地方官置换自元朝设立的世袭土司

一个突出的制度现象是，自北宋重建和完善中央集权制之后，后世中国就再没出现过因为央地关系引发的内乱或割据，导致的王朝更替；只有边疆民族（蒙古和满）南下或其他社会动荡（元末和明末的农民起义）引出的改朝换代。/但这些与宪制或边疆治理很难说有关，而与国家实力的衰落直接相关。若把什么问题都升格到民主宪制这类万金油上去，这步子就迈得太大了！

度量衡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作标准测度长度、容积和重量的器物（如尺、斗、秤）。这源自人们日常生活测度各种量的需求/国家税收起码要注意两点。一是税收必须适度。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非但要让农民能活下去，还要有能激发其生产积极性的劳动剩余；无论比例制或分成制都可行。二是税收要公道。公道是个社会标准，源自人生来就有的攀比或嫉妒心，高大上的说法就是“人生来平等”

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当时的各诸侯国间，更像今天的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保证，无法强制执行，采用统一的货币；为了交易安全，商人只能趋于寻求自身有一定价值并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物品作为货币。/事实是直到明朝中期后，随着中国银产量增加，加上外贸顺差，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白银才开始用作流通。即便如此，在明清人撰写的小说如《水浒》《金瓶梅》中，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只是用碎银子付账。

没有哪个朝代会等待，并可以等候，所有土地或户口或产量都测度、核实清楚后，才开始推进文治，更何况这些数字在大国注定漫长的调查过程中会一直在变，是测不准的。因此，这些不可靠数字在政治治理中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其实是作为一个依据，拒绝和抵制专断任性之税收，是对国家税收和财政的一种制度约束。不理想，甚至可以说不公平，但它就是当时社会科技条件下可能有的最理性的税收根据和财政约束

怎能把度量衡或“孔方兄”同宪制、宪政或宪法这些“高大上”的概念并列，声称前者孕育了后者？/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才算得上彻底的公共品，即无论多少人使用也不会减少或弱化他人的可能使用。相反，使用者越多，使用范围越广，市场越大，每个使用者获益会更多，这个制度的潜力越大，越有利于更广阔甚或更多不同文化的区域整合，创造更大区域的和平。/任何度量衡的起点都是，只能是，也必须是，专断的

例如，有些常被今日学者视为弊政的，如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即因杂税丛生而并税、并税改革后又引发新的杂税丛生之现象。若置于一个王朝数百年的大历史视野中，这种所谓“不完全财政”，可以说就是农耕中国演化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之一/黄宗羲定律”是任何长时段存在之国家税收制度演变的规律，因为怎么可能“天不变道亦不变”，制度一劳永逸？美国当年建国时就只有关税和消费税，没有什么个人/企业所得税之类的。后来呢？非但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所谓刚性的成文宪法，全都得让步

由此可以理解在唐中期采取“两税法”之前，历代为什么一直强调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固然会形成大地产主，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有限，大地产不会引发农业的革命或进步，只会引发租佃，农业生产效率不大可能有多少提高，甚至就不会提高。兼并还会让大批自耕农破产，他们不可能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只能变成佃农。变成佃农后，地租率提高，加之高利贷，农民就可能逃亡或沦为奴婢。基于“户”的国家税源就会减少。若把缺失的税赋强加在其他农民身上，会导致其他农民也破产

秦国当时有足够土地和荒地来奖励耕战。为富国强兵，统一东方，也必须奖励耕战。若不是奖励农耕，直接对民众按军功分配土地，秦国就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富强起来，完成中国的统一，秦国西部和南部的开发也会更晚/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为了活着，并不是为了到达，或证明自由竞争最终可以到达，市场完美均衡的那一瞬。

相比之下，在古代中国，借助专门的政务公文和通讯系统，各级政府更可能获得各地物资、价格以及其他需求信息，更有能力统一大规模安全转运调配必要的粮食物资。由政府主导均输平准从理论上看在常态下会是更合理的选项/必须理解中国作为农耕大国一直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主导、规划、调控或专营的这些经济建设或活动，不仅有经济学上的道理，而且用先前的一种说法是，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不仅要考虑国家干预经济对农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和战略意义，而且要考虑对这个国家政治文化整合和安宁的基础意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中国政府，必须以天生局促狭隘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克服高山大川以及空间辽阔的隔阻，把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甚至不同质的区域构成一个大国。

在农耕中国，由于皇帝制，政治高层即便想不承担责任也很难。就此而言，皇帝有时几乎是国家政治的人质/盐铁官营哪怕有种种弊端，也把皇家私产从此变成了国家税收重要来源/但世界上其实没有好词和坏词之分；只在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心中才会有。专断有时就是洞察了世道人心的理性明智的抉择/欧元区各成员国让渡了货币主权，却各自保留财政主权；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没有一个超国家财政机制负责监督和实行必要的制裁。可以想见，一旦遇上风险，这个体制一定很难延续/欧债危机其实是把欧元区国家试图回避的主权问题重新摆在了欧元区各国面前

政治家的责任并非给本国民众灌输普世价值的道德血液，他们必须目光远大，必须在民众尚不能甚至根本就不能理解其理想之际，仍能有效推进令本国甚至更多民众真正获益的政治理想，让民众最终因获益而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一已成为政治现实的理想！

这就注定了统一文字全然不是个别人读书识字或社会中的文化教育普及问题！说到底，这首先是要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官及其主要幕僚，军队各主要将领和/或至少他们的主要参军，以及全国各地准备参与且有能力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精英（士）之间，建立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在那个知识下移不久的时代，秦王朝必须征用所有读书人为官为吏——那很类似1980年代初中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才可能建立一个几乎必须更多通过文字来运转的农耕大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体系/文字交流的增多，必然促使各层级官员逐渐形成精细表达、阅读和琢磨的习惯，迫使人们注意力持续高度集中，反复思考和琢磨文字，重视准确交流和细细体味，培养出精细入微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字理解力

都表明在中原地区，甚至西到关中汉中，南到长江南岸的楚国和吴越，这个语言传统已基本奠定/尽管我还没见有人把中国古代文字作品的这些特点同“语同音”联系起来，但从功能主义视角看，两者很可能关联。/如以“窟窿”来注明汉字“孔”的读音。在近代中国引入并采用外国音标和外国字母注音之前，这是中国本土自主发明的、最主要且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是一种系统、便利和俭省的拼音方法

我曾访问四川昭化镇，了解到，自公元前316年秦在此设县，到清末的2200多年间，史书上可查证其籍贯的县令200余人就是没有一位本地人！最近的一位也是翻过秦岭来自今陕西，而且那也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后世远的则来自今辽宁、上海和广西等地/只能在当地任职的返乡太学生自然能听懂并使用当地方言，太学经历又让他们懂官话，能同郡县长官交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制度功能之完美/因此我们方可以更深刻理解汉代为什么在坚持“郡、县长官一定要用他郡人”的同时，又坚持“其属吏一定要用本郡本县人

凭借习得的这套文字和语言，即便未进入朝廷，当不了官，读书人从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文字与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

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屡屡穿越，在诗文中进入他们不可能真的进入的时空/两宋诗词中，除了不时仍有时间穿越外——如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更典型的是这些作者，从不把自己当外人，那种倔强的历史/文化中国空间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强大，两宋的疆域相当有限，但两宋政治文化精英的诗文常常饱含深情地提及那些在过往数百年间从不曾为两宋实际控制

但这些政治文化精英仍耿耿于怀，念念不忘！鉴于美国独立至今还不到250年，这就相当于，英国的政治文化精英至今念念不忘美国和加拿大，还将继续耿耿于怀华盛顿和杰弗逊200年。这太不可思议了！/宋人的这种顽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看来，在汉唐时期，上述这些地方均为中原王朝控制；有些地方如长安、河洛、河湟、太行、齐鲁、幽燕甚或辽阳，自战国之后一直是中原王朝稳固控制的地方。秦汉以来的英雄豪杰在这些土地上抒写的辉煌和雄奇，通过壮丽的历史记述和瑰丽的诗文，已渗入两宋政治文化精英苍凉的情感想象中。想想那“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阔和汹涌！/在历史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精英的心中，这个历史构成的文化中国从来就是统一的，注定超越当时或曾经的南北政权对峙的政治现实。

这就对政治精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具有智识上相关的品质外，他还必须具备一些传统农耕村落不可能自动培养的品质和能力。首先是与同陌生人打交道并集体行动相关的能力和品质，如相互沟通合作的能力和意愿。他还必须能够有更开阔的视野，有大局观和全局观；不仅要求有组织领导能力，也要求能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承担公职，并非为家人或家族谋利益，甚至有时还可能与他的个人（包括家庭、家族）利益冲突，他因此必须有一种有超越性的家国情怀，有使命感，敢于担当等等

汉朝已开国60年了，却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人才选拔制度，除选任“官二代”外，只能靠武帝个人的慧眼独具！/最大的风险是某些地方政治势力则可能吸纳这些政治文化精英

最重要的是以考试经典诗文的方式选拔政治精英太不容易准确，它会偏于筛选那些受过更多文化教育的人，那些聪明伶俐、记忆力好、更擅长文字甚至声律的人，这些人有可能有但未必真有政治能力/这与政治的特点有关。政治需要智力和能力，需要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但更多需要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长期、全面和多样的政治实践还是可能展现、强化甚至开发那些无法以文字言辞充分展现的人的实际工作能力，也有利于通过考察其业绩来评判其决策、判断和行政能力。这种经历也能增强有实践理性天赋的人的自信，在经验更丰富和熟能生巧的意味上强化他的这类能力

汉武帝要求各郡国都向中央推荐人才，就是希望全国各地的相对于其本地的政治精英，即便在其他地方未必是政治精英，都能有足够机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中来/这个比例之后也有变更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录取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废科举。不仅考进士如此，而且，整个明清时期，各省可以录取举人的名额（也即可以参加考进士的名额）也由中央分配/因此，只能断定，无论是按地域还是按人口比例分配举人和进士的考试录取名额，着眼点都不只是为选拔精英，不只是为适应政治高层对精英在社会中分布格局的假定或想象，而是为了政治；即便是精英政治中的，即便是读书人之间的，那也是政治，并不因此就成了“文化”

这一年春天发榜录取的52名进士全是南方人，皇帝朱元璋派了专人调查，未发现任何舞弊嫌疑/据此，可以认为，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全国代表制度，但政治文化精英选拔本身一直隐含了，以国家政治文化统一和稳定为目标，促进各地精英表达地方利益诉求的要素，起到了平衡中国疆域内各地域、族群和民族利益的功能。/古代中国选定精英政治不是因为迷信精英，更是出于对特定时空中多种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对这些因素与精英之关系的实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综合理性考量/除尽可能让一切有愿望且有能力的人参与国家治理过程并发挥作用，争取获得他们无保留的政治忠诚外，还要努力减少各地区、阶层、民族和政治派别间的猜忌，要创造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因这种平衡带来的安全感，促使他们自觉依赖这个体制来表达和协调他们的利益诉求，令他们各自的才能兼容，必要时又相互平衡或抵消

也正是这种社会大背景的改变，才令今天很多中国学人，有意无意地，就把科举制同高考制度连接起来了，同个人权利或生活前景联系起来，却很少去理会它穿过历史构建和塑造了政治和文化中国的宪制意义。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只要是长期的实践，就几乎不大可能只是罪恶或愚昧，而更可能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已足够明智或合理，尽管未必是“最”，也很难说“最”，即便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实践已断然不合理

这种农耕村落组织结构注定了农耕者只了解、只愿了解和关照自己的亲属和同村居民，且这两者常常等同。他们很难了解，没时间也没多少必要了解，因此也就不愿了解，更不会关照那些注定不会与自己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1800年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以主权之名，重现了中国以天子/皇帝之名展开的对这个问题的必然性分析：当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令所有人全都慑服时，人们就一定处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每个人将始终处于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中，这样的生活“必定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命”

现代作家圈子中周扬与胡风，周扬与丁玲、冯雪峰等都一再例证了这一点。后世精英读史时也屡屡感叹，只是一旦置身政治，又鲜有迟疑，屡屡会以各种借口和方式复制或续写这种历史/因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唯一务实、和平且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就是皇帝制。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唯一的直接消费者，所有政治精英都全力向皇帝推销自己——“批发”，或是推销自己的某一具体政策主张——零售，由皇帝来选择和决断。这就有了所谓“将将”的问题，由此产生了老庄的“君王南面之术”，需要“法”“术”“势”的结合。/尽管皇帝一定会附着于某个人，但这个职位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精英政治的构成性要素。

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因死亡频繁更替。1982年11月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继任的68岁的安德罗波夫13个月后去世，继任的73岁的契尔年科13个月后再去世。随后继任的戈尔巴乔夫时年54岁，当时进入最高层仅仅一年。领导人频繁更替令苏联政治高层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推进本已确定的改革，也令戈尔巴乔夫没有时间和实践来获得足够执政和改革的经验。更何况，第一章还曾分析，领导人频繁更替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加，这最滋补野心家，最激化权争。

中国百姓对作为个人的政治家会有道德评价，但对作为政治家的个人却不用道德作为判断标准，对政治家的判断标准是其政治实践的后果，即对于整个天下的利弊/英国的亨利八世，因其大力推行宗教改革，令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改革了政府机构，以均势外交保障了英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利益，使英国最终形成为统一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如果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说他/她是君主或是僭主，这能告诉人们什么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政治学信息呢？

在现代之前的西方社会中，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普遍的人的平等，而一直是一种特权，是在一国管辖范围内某人高于其他非公民者的一种身份。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这变得日益清晰，但突出表现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统治者把公民作为其政治治理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特权，有区别地授予那些归顺并忠于罗马的人

因为除了纳税赋或服兵役外，他们无法以其他方式自觉能动地参与国家政治/只是若真要同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矫情，“子民”或“臣民”这类概念的最大优点是完全没有近代之前西方“公民”概念的那种固定身份等级的区分和歧视。是有皇权色彩，但“子民”和“臣民”包括了被希腊以及近代西方“公民”概念排斥的女性、儿童以及一些有色人种，也包括了皇权治理疆域内任何归顺和未归顺的人。因为“顺民”就意味着有“非顺民”；甚至诸如“反贼”“国贼”和“奸人”这类概念，也都隐含承认了，王朝力图捉拿或惩罚的这些人也是国人，这更像现代“公民”概念

因为，对于不信宗教（在此仅指，对全知全能的唯一神的信仰）的中国百姓来说，家庭几乎是一个人生命全部意义之所在/我们才能理解诸如杜甫的“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才能理解诸如“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真正社会背景永远是战乱，不是一般的自然灾害，更不是现代的离婚，尽管那也会导致经验上的妻离子散。/皇权不下乡”客观上促成了“齐家”，让村落共同体来更多应对广大普通农民最常遭遇的社区内纠纷/宋初也只破例允许特别优秀的商人子弟参考。但这不是出于恶意，只为切断富与贵的关系；与今天中国不允许或限制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在一个注定有各族群的广阔疆域内，在古代，政府不可能有能力，基于政治法律身份认同来实行区别对待/歧视（discrimination）；成本太高，也就不自寻麻烦了。这也令人们很难产生明确、自觉和持久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公民身份，还是族群身份。支持这一判断的例证之一是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犹太人即便成了某国公民，也会因宗教、种族、民族、文化和经济原因被长期歧视，只能抱团取暖，坚守犹太文化。但宋代来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在这个没有公民概念的社会中完全同化了，即便明代皇帝曾立碑要求开封犹太人一定要保持其祖先的文化传统

汉族就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洗净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不知道或不再关心自己祖上曾经是什么族群的那些人。

就如同今天不少中国人看美国人、俄国人、法国人或澳大利亚人都一样，他们都是“老外”，最多也只是不同的老外罢了。对于农耕中国的普通人来说，真有意义的区分是熟人（扩展一点则会包括同乡或朋友）与外人，好人与坏人，危险的人或安全的人，可以放心的人与应提防的人等，而不是公民与非公民。/甚至我还有一些更负面的证据支持这一点！生于斯，死于斯，一直沉浸于家乡故园，因此，从一开始就湮灭了普通农人对国家的想象，自然也会湮灭对国家的认同。这就可以解说，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为什么只会令官员和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痛不欲生。“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真的是“不知亡国恨”的

但这并非一种道德的或智识的缺陷，而是历史中国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产物。标志现代中国开始的“五四”是爱国学生的运动，随后的参与者，有爱国市民、爱国工人、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工商界人士，但何曾有爱国农民？甚至这个词组听起来就不伦不类。抗日战争时期，伪军总数远远超过了日本侵略军总数。这些伪军，可以推定，几乎全出自农家，是法律上的中国人，但都是不知道国家认同的中国人。

这个社会现实，至少在许多问题上，令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更为便利。不顾经济社会语境地强调个人权利也许会改善某些个体，但为之支付的代价是其他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境遇更糟。/事实上，可以视这种继承制度安排为一种全社会层面的财产交换。即每个年轻女性外嫁时都以放弃继承父母的财产来换取自己丈夫继承他的父母更多的财产，从而使得在社会层面看，每个年轻女性组建的小家庭实际拥有的财产并无太大差异。这是一个有效勾连和整合小共同体与更大社会共同体的分配制度

在这个传统农耕大国，普通人在“家”“国”这两个共同体作为国人和村民可能的境遇，并没有试图评判其优劣或善恶/公民缺失不必然构成宪制残缺，这就是历史中国一系列地理、政治和社会条件打造的中国宪制常规/首先，没有公民或公民权利、个人权利乃至人权的概念或语词，一个社会，甚至任何社会都不会因此就真的不讲道理，不公正了，人们就不知道“为权利而斗争”了。人若受到伤害或不公，一定会有报复本能，无论是诉诸法律还是诉诸复仇。与有没有、知不知道权利这个词甚至无关/用霍姆斯的话来说，“即便一只狗也能区分，自己被人踢了一脚，还是它把人绊了一下”。换言之，权利感是一种本能，它不是语词的产物，相反不同时代的人可以用这种本能来创造各种语词，各种话语。平等感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有没有公民话语，有没有有关权利的启蒙，很可能是多余的，很可能是现代学人误解了，或是被语词忽悠了，真以为倒腾个新词，闹出点动静，就能像上帝那样：“光，于是有了光

即便没有公民、公民权利或个人权利之类的概念，一个共同体，无论大小，也一定会有这类麻烦，自然也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应对解决这类麻烦。推动这些宪制性制度安排的因此不是人们的善良或仁爱或博爱，而是孔子点透的那个道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这些事成天闹心，成天烦人，甚至可能有更大的动静和风险，怎么可能听之任之，长期没人管呢？/虽没有公民概念，但无论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内，还是在村落共同体内，历史中国对作为国人或作为村民的普通中国人都不存在系统性的社会分配不公

中国这个政治文明共同体曾一次次因内外力量的冲击而崩溃。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真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一代代政治文化精英就是一次次壮怀激烈，但也真的成功地，“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司法审查对于美国国家构成并非最重要的制度，甚至未必是之一，真正重要的其实是美国联邦至上（主权至上），是联邦政府基于诸如“州际贸易”条款对国家的制度整合——尽管这两方面的努力总体上获得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以及特别是南北内战北方以军事政治手段对于美国的强力整合，最终才确立了这个“由不可摧毁的各州组成的一个不可摧毁的联合体

最突出表现为，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尽管中国到2017年还有40%的农民，但中国早已不再是农耕中国，而是一个现代工业制造大国，一个商业贸易大国。这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必然、已经且还将促使许多制度变化，催生或可能催生一些重要且基本的制度。但曾经塑造历史中国的一些重要约束条件，如正缩小但存量仍然巨大的农耕社区，辽阔疆域地形复杂，多民族多族群等，加之近代以来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以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仍然规定了当代与历史中国在宪制上具有某些连续性。

那么，不但可以深刻理解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可以以一以贯之的思路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看起来似乎迥异，却是以不同方式回应着中国社会不同转型阶段中的农耕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和变革，纠结着现代中国基层政权的建设

即便如此，随着城市工商社会的发展，农耕村落生活共同体和基层政权的建设——“齐家”——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农村的政治文化精英，随着上大学、当兵和进城打工，一去不复返地大量流向城市。由此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诸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以及近年来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自然和必然

由于明清两朝尤其是清代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及现当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现实，传统中国的“平天下”在今天基本转化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或边疆治理问题；就此而言，在地理疆域上“平天下”与“治国”重合了。但在文化上，政治治理的制度和策略，这两个问题还不完全重合

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决反对并打击以各种名义分裂国家和社会的各类国内外势力，这会是当代中国长期面临的“平天下”问题之一。单一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党管干部制度），以及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为目标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宪制上确认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增长也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和能力。但也必须充分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在国际以及央地关系这两个层面“双重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文化信息的全球流动以及“多元文化”有可能侵蚀国家的文化凝聚力；社会流动性很可能令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从边疆向各地渗透，一个原来的“天下”问题因此会变成常规的“治国”问题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治国”的重大变化。不仅是国家权力下乡重塑“齐家”，也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重塑“平天下”，这两者如今有相当部分已融入“治国”。更重要的是“治国”领域本身也正在脱胎换骨，或是必须脱胎换骨：一系列社会变量或约束条件的重大变化，包括“齐家”和“平天下”，都在挤压“治国”于蜕变中维新，乃至创新。

由于各地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的全面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总体上已大大淡化了他们的地方认同，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要求，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合作在今天已不再是令人生疑的政治事件/许多长期看来有利于全社会的宪制发展，如交通通讯的发达，全民教育，普通话普及，以及“皇权”下乡带来政治治理、社会管理人员甚至专业人员（广义的官员）数量激增，令“异地为官”这一曾有效隔阻官员与其故乡亲友、大大减少徇私腐败、有效取信于民的重要制度，如今风光不再，尽管从适用范围上看，当代异地任职的规则更严格了

历史中国家国天下的宪制实践挤压出来的学术视角，仍会有助于当代中国学人

甚至未必仅限于理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实践。因为，如果仅从其涵盖的文化类型来看，而不是从地理空间上看，完全可以说，历史中国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实践着某种形式的全球化/在社会科学的层面考察、理解并予以尊重，但我们没有道德或法律义务遵循历史。因为历史有时即便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今天和明天，却无法完全规定今天和明天

许多宪法学者认为，我也情愿相信，“好”宪制可能避免革命和社会动乱，但问题是人类并不确知也无法确知何为“好”宪制；即便革命和社会动荡没有发生，其实也没法令人信服地说，某国的宪制就防范了或避免了“什么”。我们无法了解一件被避免了的事，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确知那是件什么事，甚至那是“事”吗？相反“避免”这个词反倒是传达了某种本应发生的意味。人类真正看到的其实是，革命或革命性变革的发生，然后才有了新宪制，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被称为独立战争的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革命。也因此，才有了革命和国家高于并先于宪法的说法，才有所谓“宪法时刻

难道日本经济20年停滞不前，或华尔街金融海啸，是因为日本或美国的宪制或宪政出了问题？那如何解释同样在各自宪制或宪政下它们的先前呢？这类问题，也不大可能通过修宪来解决。甚至，说句政治上绝对不正确的话，中国过去将近40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有，但就全都是中国宪制的或宪制变革的功劳？！只有把宪政放到这样一个很实在也是它该在的位置上，才可能不矫情，不空谈，不求纲举目张，毕其功于一役（宪政），而是务实并具体一件一件讨论和应对那些人类力量尚可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基于想象的完美来评判利弊，而是基于可行的不完美来分析评估各种得失，才能在直面和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生活中，产生真有意义也能解决某些问题的宪法话语，而不是从宪法学人亢奋的幻觉（vi-sion）中重复有关宪制的意识形态神话。

本书试图概括的中国宪制，源自经验，却不只是实在和描述的，它们也是规范的，是——仅借用哈贝马斯的一个书名——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全都因为要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不是因为一些先天的规范令我们应当或可以成功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只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活下去，并因此打造出了这些制度和规范。在具体做法上，许多都可能也可以有变通，甚至必须有变通，必须与时俱进，但它们仍然是规范的，是历朝历代在不同程度上都必须关注甚至必须遵循的。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是农耕村落构成和治理必须关注的三个重要关系，是影响村落生活共同体中每个人利益的关系。在中国农耕区的治理必须应对与周边非农耕民族的关系，必须保持强大的军力，尽管不必定修长城，但修长城从成本收益上看会更效率；必须以中央集权方式来防止地方分裂和割据；必须注重黄河治理、注重赋税的统一和公正；必须吸纳全国政治文化精英，建立官僚统治，自然也就必须书同文以及有“官话”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不仅是实证的，也是规范的。甚至，在农耕时代，只要还想活下去，这些做法就是绝对命令，无可替代。

1992年费孝通先生的“孔林片思”，思考的是，在民族国家之林的世界体系中，当代中国人眼中的另一种“天下”。中国是大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因此当代中国宪制一个不可避免的面向就是外国和世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加，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硬软实力的持续增长，这个面向正日益显著。

中国必定影响世界格局，这一点今天已没有多少人质疑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写作此文时是在整整1/4个世纪前，1992年6月。当时国际上，苏联刚刚解体，美国则刚在海湾战争中大胜，福山得意洋洋地宣称“历史的终结”。在国内，正是小平南行讲话之后，无数中国人，包括大量法律和其他学人，蜂拥下海。就在这一刻，费孝通却断言“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认为这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拒绝了历史的终结。这是另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当代中国对“天下”的一种重新理解和界定。福山今天说是“历史错了”，但这个错了的历史却证明了当年费孝通的正确和从容不迫。但我的要点不在对错，而在于，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位一直关注中国农民的社会学家在这个大时代汹涌潮流中卓尔不群呢？要知道，这时，费老已82岁。不是什么学术勇气，不是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是什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他继承的历史中国的天下观，一种因依据了中国传统才获得的文化自觉、敏锐和洞察力！

试图展开历史中国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宪制的想象和实践。但创造、丰富并最终形成富有解说力和前瞻性的当代中国宪制理论话语，不可能仅仅关注昔日，它要求中国政治法律精英必须高度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法律实践这个长成的母体（matrix），在学习了解并掌握西方的法学、政治科学、政治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同时，还必须接上一直同史学关系紧密的中国本土宪制传统和政治智慧，重新发现和理解当代中国面临的长期、重大和根本问题，经世致用，以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忠诚，务实地发现、调适和创造当代中国的宪制。必须让中国宪制/宪法的理论和实践能同中国人的日常想象和感知密切地联系起来，摆脱“小资”式的柔情蜜意，摆脱普世价值的诱惑，走向具体务实的实践和思考，走向伟大明智的政治判断

恰恰相反，只有看穿了真理之不可及，从此摒弃与真理同在时的得意、趾高气扬、嚣张疯狂，我们才可能不功利地去做一些自认为值得做却因此很功利的事。这就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在司马迁看来，这件事与陈涉后来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很是相关。换言之，更可能因为，他认为陈涉应当说过这么一句话——因此有极大可能这句话是司马迁为了“刻画”陈涉特意编出来的。/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对历史的这种个人化理解和叙述，自然就是一种理论。本研究追求的也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因为今天已不能指望对许多历史问题学术最终会达成共识

人不可能看到历史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书中的许多解释都有意无意省略了或错过了众多因素，包括许多定论。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说某种社会实践或制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说得通，却很难验证。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但这不意味着功能解释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因为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解说力和预测力，而不在于它的“真”

天文学上的大爆炸理论，从猿到人的进化论，都不因为它们得到了经验验证，而只因为其强大的经验解说力

中国为何会（或要）出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努力，因哪些重要和基本的制度构成了这个中国？/农耕中国的宪制问题一直是构成（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而日益现代化的现代中国的宪制问题则是重构（the Problem of Re-Constitution）。

我尽可能“拧干”时间，只剩下一系列有关国家在家、国、天下等各层面的结构和整合的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重要社会变量；尽管这些问题和社会变量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有时也需要关注时序问题。拧干时间，这就把本来被时间如朝代隔离的事件、现象或社会变量并列，便于研究者感知、察觉甚或是想象其中或许存在的关联，围绕可能的关联，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或其他变量予以新的组织、结构和表达。这种调度、组织和结构可能令我们对一些人和事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即要以世界各地的事实来表明本研究并非追求展示中国宪制经验的独特性，也是甚至更是努力展示历史中国某些宪制经验的普世性

意志的封缄

选举制的作用除了提供人民以参与机会以落实政治平等原则以外，还承载着为决断作准备的功能。决断的做出需要一个明确清晰的意思主体，但因民主制（人民的统治）中为确保平等原则所保持的主体的开放性、多元性以及不确定性，导致其无法如同君主制一般有一个具体单一的肉身（装置）存在。这种处境下，是难以形成有效拘束的决断的。

选举制是一种从下而上（程序性）观察视角下的产物，若转换视角，自上而下观察这一过程，且着眼于其实体，便可用代议制替换，即是一种从中心观察意志由各方收敛而来的视角。通过公法上的代表理论，似乎了实现对最终参与决断人数的控制，而使得意志主体具有单一性、具体性从而保证意志的明确性进而符合做出决断所需的意志品质。但正如代表理论所被诟病的那样，这个理论在一开始便具有逻辑结构上的弊端——其是通过借用私法上的代表制度来说明意志富集于顶层而基层的初级意志发出者在意志被抽离以后便退出（如同菌类在喷出孢子后便枯萎一般），使得其无法同时保证人民的有效参与所带来的主体多元性和意志品质所需的主体的单一性的合理配适。

实际上那一层层的介于初级意志发出者与最终的决断意志的做出者之间的关系，比起代表更接近于使者（传话人）。只不过由于每一个中间层的参与者其实都兼有发出者和传话人两个面向。这使得其类似于初级意志发出者的手足延伸，前一层的意志发出者不会在做出意志后就退出，而是铁索连环一般每一层都是连在了一起。每一个传话人都将所有的前手的意志打包传递给后手。这是一个意志被封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