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

1、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苏力说这个文明不太贴切，因为没能说出统一有效治理的意思。福山说中国是世界各文明中最早创建的国家，这意思也是有效的治理。还是宪法说得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中原农耕区形成超大政治共同体的原因是两个：治理黄河，对付游牧民族。特别是应对游牧民族，使得先民有了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又慢慢知道了要包容多种文明来建构宪制。福山的观点是农耕发展后的战争，未必一定是游牧的劫掠。两说可以统一。

3、中国是一个以高度离散的农耕经济村落生活共同体为基础和核心的包容广大地方和民族的，有有效的内在组织结构的政治共同体。本书就是要描述这个共同体的制度架构，尤其是具有宪制意义的制度，论证这些制度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特别是那些和我们认为的民主相反的东西。总的感觉，总论和前面几章比较牛逼，后面有些章节有平淡的感觉。汪丁丁说中国都是法条学家，缺少法理学家。

4、 古代中国帝制算是一种混合宪制，是以读书人（士）为核心的官僚治理的精英政治。奈特说一个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社会成员选择标准和规则，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就是科举。

5、其他的懒得写了，写多了也许又不让发。苏力老师的文字，中文的短句，不用欧化的长句，风格活泼到不像理论著作，“然并卵”之类的网络语言不少。施展的《枢纽》逻辑结构更完整清晰，但非得装进黑格尔的框架，完全没必要。研究大国是现在的潮流。

中国“只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历史上早有文献表明，当时民众并不觉得需要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 事实上，“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在中国一直持续 ，可以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多难兴邦”这个“兴”应该理解为“促成”。中原农耕区的民众一直面对治理黄河和同北方游牧民族展开长期军事竞争两个无法彻底消除的重大生存威胁。 这类冲突一是唤醒了中原农耕区人民建立超越村落的大型政治体即“家国天下”的意识；二是必须以包容的方式来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相应的宪制架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世界中，一个雅典或斯巴达规模的城邦政治体就可以称霸，但在东亚的华北平原上，这样一个城邦既治不了水，也会即刻被游牧民族的骑兵湮灭。这个政治体一定不能局限于华北平原，这就要求这个政治体一定要更多兼容。 如果一定要简单化，历史中国的宪制应对的问题，并非如何建立合众国或欧盟，至少相当于如何整合有内在利益冲突的欧盟和俄罗斯为一体。 村落的组织是农耕中国的基础。尤其是秦汉之后，基本的制度格局一直是“皇权不下乡 / 县”，这迫使村落的治理要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互补。 回到历史中国，更可以看出，最大的宪制问题一直是如何从多维度整合中国。而疆域相对狭小、文化同质较高的国家，宪制问题几乎就是如何组织一个有权威的政府。 极简言之，中国历代宪制都要先创造一个哪怕松弱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不像西方许多社会的历史，基本是以既有的社会共同体（如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或民族共同体（如英国或法国）为基础建立政治共同体，或是以已有的诸多政治共同体（美国殖民地或欧洲诸国）为基础来构建联邦化的更大政治共同体（美国和欧盟）。 西周初年就有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大国宪制。西周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周礼”定期祭祀统治集团的共同远祖，不断提醒各诸侯国统治者他们的共同利益，尽可能促使他们忠于周天子以及各自的大宗，并相互支持。 即便郡县制确立后，以周礼表现的宗法制非但没有消失，相反一直在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家国同构”在一定层面上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人的政治想象。一代代中国人有意将国家政治蒙上家庭的温情脉脉。 总体而言，治理小国一定更容易。首先有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小国可能就没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小国可能就一级政府，因此就没有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治理从理论上就会更少信息不畅、失真或行政“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问题。 大国一定要有某种方式的纵向分权，多层级政府，因此就有了广义的央地关系。必须有效规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否则，疆域越广阔，越可能战事频繁。中原大地上就曾有过长达数百年“无义战”的“春秋”，以及随后那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战国”。 全面削弱各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实力，坚持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才能防范国家的分裂和内战。当汉武帝通过独尊儒术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上的中央集权后，汉承秦制，终于在国家政权结构上完成了中国宪制的这一伟大转变。 可以说，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历代王朝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行的大致是一种行政、军政和监察权分立的制度。封建制的分裂风险大大弱化了。尽管秦汉之后中国也多次分裂，但每次分裂后，总会有新的政治力量重建国家的统一，在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构和完善这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宪制。因此才有“百代皆行秦政法”之说。 秦汉郡县制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西周封建制在绝对意义上失败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连年征战，只表明封建制不再能为当时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创造和平、稳定和秩序，必须创造新宪制了。 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历史中国的延续。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而且仍正经历着，“数千年未见之变局”。许多中国知识人由此遭遇了一个“认识论危机”，对中国制度文化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有了认同的危机，全盘西化是他们真诚的判断和主张。中国经历了又一次自我重构，重大程度至少与西周和秦汉时的变革相似；在深刻程度和规模上，则是空前。 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决反对并打击以各种名义分裂国家和社会的各类国内外势力，这会是当代中国长期面临的“平天下”问题之一。

独立部落因为治水或者意图人为抵抗自然灾害而联合成国家实在是太扯了，在还没有绝天地通的时代，人定胜天不可能成为主流甚至某个村落的集体意识，更不用说跨越整个黄河流域的联合体了。

用大禹治水来佐证这一论点更是胡说八道，先不说尧舜禹的存在与否，即便是西周，也没有这种经济与后备力量来做让黄河改道那么大的事情。

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什么促使人们必须超越村落与部族，形成一个超大型政治共同体？首先是黄河的治理，其次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生存的竞争，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都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中国的国，不是城邦，不是民族，是伪装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明。

1、宗法分封变迁中的宪制问题。夏商周实行利用血缘亲缘构建基于地域的大型政治治理系统-宗法制度，从禅让制到兄终弟及，再到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为了维护王室团结，配合嫡长制实施，让非嫡长子分享部分权力与利益，于是有了分封建。官僚制与分封建确保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周礼”通过定期祭祀统治集团的共同远祖，唤醒血缘、家族意识，强化周王室血缘群体的内部认同与团结。创礼制，就是要让普通人循规蹈矩，做好事，国家太平，而并非真正想培养什么圣贤。而基于血缘关系的礼虽然最后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失败了，但成为了普通民众生活更多借助和依赖的基本制度。

2、父慈子孝，长幼有序，都是为了给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提供稳定预期，有利于内部团结和整合，促进各自与整体利益。

3、外婚制的根本是保证同姓不同婚，防止生物性乱伦。监管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当女孩稍微年长，家庭就将女性关在房内，授予针线活，避免了受本村男性的诱惑。

农耕中国普遍采纳从夫居的外婚制，这不单是男权，而是从成本收益上看更为合理。从夫居毫无疑问对女性有种种不利，但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适应陌生环境，陌生社区通常愿意接纳女性而非男性，例如在原始部落冲突中，胜利方屠杀失败方的所有男性，而接纳失败方年轻女性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从夫居的村落会更少因为外人闯入而产生改变社区原有组织结构的情况，从妻居的男性与部落男子间没有血缘关系，很难建立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两性关系上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性冲动，从妻居不但有追求妻子同辈晚辈姊妹的可能，更有可能因与之相关的事情激发男性间激烈冲突。

对于婚外情，不完全是个人品格或者伦理道德问题，引发情感纠葛的触媒其实是日常交往，同村日复一日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风险很难避免，而在古代，一旦有性爱，生育几乎无可避免，只要有了生育，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因为稳定村落的关系，往往影响到四个人，两个本家的家族。顾男女授受不亲的苛刻规范，核心就是要减少男女的交往，防范无法自控的身体接触。

4、宪制的军事塑造。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自发形成大国，但黄河治理、文明冲突，需要建立强大协调治理能力的国家或政府，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地域的精英集团。欧洲由众多小国组成，小国传统是各国临战时征招市民臣民组成军队，战事一过士兵解甲归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即使和平时期都保存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中国的自然地理、空间距离、各地组织方式都趋于弱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太容易出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地方割据，偏远地区治安，以及自然灾害、农民起义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历代政府组织中，军事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三公中有太尉，六部中有兵部。换言之保存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军队，是中国宪制之必须，历史中国也在不断尝试许多兵制。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就是招募的军队与朝廷无关，募兵制容易使国家军队变成私人武装。屯田制，军队耕作填补军费，但常年弱化军事训练。还有府兵制、卫所制等。

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战略上的机动优势，因地形，用险制塞。在防守、后勤保障、警戒、运兵、军事战略等方面，都大大加强了中原的力量，而且只能作为中原防守游牧民族使用，而游牧民族就算占领长城，也无法利用长城，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

5、疆域管控与行政区划。历史上各国不一定都看重疆域，后世帝国疆土辽阔但更关心霸权，早期中国地广人稀，缺乏有效控制力，没法关注疆域，夏商都不是疆域国家更像部落联盟，西周开始对疆域管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相对而言治理小国更加容易，国家一小，就未必需要多级政府，因此没有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治理上信息更畅通，行政更有效。疆域辽阔更可能隐含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文化、族群差异等，都会挑战大国政治统一治理等可能性与有效性。

秦王朝建立以后郡县制在全国确立，起初对新获得的土地君主任命有能力的官员代为治理而不再分给大夫治理，只是应急。但随着战争爆发，分封制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首先是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直接有效的政治统治，才能在诸侯国之间激烈的军事竞争中脱颖而出。其次君主原先的大臣实力增强后瓜分或取而代之，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当汉武帝独尊儒术进一步推行意识形态上的中央集权后，汉承秦制终于完成了中国宪制的这一伟大转变。郡县制的特点是各级行政长官均有中央政府以皇帝名义直接任免，封建制的分裂风险大大弱化。

6、羁縻政策与改土归流。中国历代王朝对边陲边疆政策，基本是羁縻，羁，以军事压力控制，縻，以经济利益安抚。在清朝之前，中央政府强调因俗而制，保留当地组织，避免介入部族内部事务，通过悬赏首领，获得柔性，象征性的控制，地方高度自治。诸葛亮平定孟获后，决定不在当地置官、不驻军，对蜀国最有利，是较早一国两制的实践。

7、历史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公民概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意义，只需要社区家园的认同。《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说是“四万万人齐泪下”，存粹是谭嗣同的夸张，这种愚昧状况，并非道德或智识缺陷，而是中国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产物。抗战时期，日本伪军数量超过日本侵略军总数，这些伪军，可以推定几乎出自中国农民，标志现代中国开始的五四运动，参与者有爱国市民、爱国学生、爱国工人、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工商界人士，何曾听过有爱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