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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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当时是在中国社会现状的条件下，以中国人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民主制的，因而他对西方民主制在中国的实验前景的预见是非常准确而合乎国情的。但也正因此，他的这种心态从理论上看并非不值得检讨。首先，他是以儒家道德标准来衡量民主制的合理性的，在他看来，民主制之不可取，一个重要理由是其鼓吹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势利之念猖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其实，西方民主制并不是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动机上的，一而是建立在理性上的；在道德方面，民主制毋宁是假定一切人都是自私的，并且是懂得为自己谋利益的，而一个聪明的利己主义者必然会选择民主制。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甚至可以说民主制是一个由“坏人”自己为自己（为一切“坏人”）建立的制度。道德不是民主制的基础；相反，民主制才为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道德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中国民主政治的变质不是由于多了私心，而是由于少了理性，这是鲁迅在当时不可能认识到的。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又是以道家的狂放无羁来反抗民主制所可能带来的对个人的约束的，而从未想到过个人的真正自由不是任意，不是任情使性，不是摆脱一切束缚，而是自律。民主制正是自律的结果，因而也是自由的结果，自由意志制定（或选择）了民主制来保障自己的自由，“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只有让别人活，自己才能自由地生活。所以自由不单是一种情感或意愿，而且是理性，正如康德指出的，实践理性的自由就是自律。鲁迅心目中的自由则只是“天才”的自由，只是在心性、才情和“性灵”方面少数超群之士不受压制的自由，正因为“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所以必须“置众人而希英哲”“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然而，鲁迅又没有看到，即使这样一种天才的自由，也只有在民主制下才最少受到压制。只有当广大“庸众”能够自觉地或在法律强制下克制自己破坏他人生活方式的欲望时，...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2赞 2023-03-01 11:41:24

• 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离不开的：一个是对超越的冲动和对彼岸的执着的追求，即“爱智慧”的“爱”；另一个是对语言和逻辑的信任，把语言看作自己“存在的家”。我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理性主义代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而解开这一西方理性精神之谜的。我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中谈到，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两种精神辩证地结合而成的，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前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逻辑精神，后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超越精神或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作为自由意志，本身就包含在理性精神之中。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缺乏的正是这样两种精神，既缺乏对超验事物的自由追求，时刻被世俗条件所束缚，又缺乏普遍的逻辑理性和行为规范。 “五四”以来，人们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正反映出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理性和自由的匮乏。但“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启蒙者都没有注意到，科学和民主的根基其实就是逻各斯和努斯。所以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缺乏的正是自由的超越和普遍的规范，只持有一种世俗日常的经验眼光，一方面不讲原则，耍小聪明，钻一切“特殊情况”的空子；另一方面又缺乏创意，墨守成规，崇拜既成事实。以这种眼光来接受西方思想，都只能是把这些思想庸俗化，在任何一个西方哲学概念上都只看到其中世俗的可以触摸的一面，而丢掉了超越的一面。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陷入了“括号”里的东西而不能自拔。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1赞 2023-02-26 1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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