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论

面對中國文化啟蒙的學思與實踐困局，本書指出啟蒙理念與運動的再認識，其性質首先是一種理論課題，而非歷史課題。如何揭示歷史事實的意義與訊息，仍然牽涉解析尺度的概念建構的重要考慮。本書就啟蒙課題建構所取的進路，首先是沿韋伯式方法論入手，以探討文化啟蒙的「理念型」和「類型學」二者為主軸。「理念型」指向啟蒙範疇的核心、精神與性格，「類型學」則指向其具體變異可能性。

在這分析基礎上，本書在「中間考察」章回顧中國啟蒙事業，檢視其理論及現實上的局限，以及與啟蒙課題的扣連。緣這現實轉折以進，本書第三、四部份開展啟蒙之社會學的正面論述，進行就啟蒙的「後設社會學」與「社會本體論」的深微構想。這四部份討論共同構成對文化啟蒙課題的社會學界說、運作，以及對中國文化啟蒙——中國文化——的社會學疏解。

〔作者〕之所以有《啟蒙論》之作，起緣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現代運命與困境的關懷，他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思考是以中國文化啟蒙問題作析疑辯難的入手點。他不滿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以及中國啟蒙論述中出現的啟蒙之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來，都偏離甚或背棄了啟蒙課題應有的旨趣與理念。用他的話說，「對中國文化啟蒙之追求與疏解，核心在於能否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桎梏」。《啟蒙論》以〈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為副題，蓋其落墨最多的是「藉社會學論述以重新撿視中國啟蒙的理念與現實」，「藉社會學理論構成以超越歷史認識的局限」，「而關鍵繫於對啟蒙之理論課題的安立與掌握」。〔作者〕在啟蒙的論述中，對於啟蒙的「課題」(problematics)，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對啟蒙「課題」的廓清，是正本尋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