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善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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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的另一个道德影响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人民集会不仅是人民的聚集，而且还是政府的停摆。在一年中的所有日子里，人民作为个别的臣民，都会体验到他们相对于行政官的低下和从属地位。因此，定期有一个场合，让人民作为主权者团结在一起，体验到他们对行政官的最终优越性，是非常重要的。在集会上，国家赖以存在的抽象权利关系变得有血有肉了，每个人都会再次想起他们自然地倾向于忘记的东西：主权者就是国家；政府尽管对个人具有优越性，但它只是作为整体的民的流溢和仆人而存在。就像个人生活中的自我反省时刻一样，人民的聚集是一个宝贵的自我更新时刻，在这个时刻，城邦通过再现它的起源，并重建与它的存在的真正源头的联系，使自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这个源头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倾向于被掩盖。由于这些道德影响，再加上制度化的问责，定期举行的人民集会——最核心的卢梭式制度——将会加强主权，稳定权力的平衡，从而抵消最核心的政治危险，即向着行政僭政的衰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9页 -
这一制度的另一个道德影响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人民集会不仅是人民的聚集，而且还是政府的停摆。在一年中的所有日子里，人民作为个别的臣民，都会体验到他们相对于行政官的低下和从属地位。因此，定期有一个场合，让人民作为主权者团结在一起，体验到他们对行政官的最终优越性，是非常重要的。在集会上，国家赖以存在的抽象权利关系变得有血有肉了，每个人都会再次想起他们自然地倾向于忘记的东西：主权者就是国家；政府尽管对个人具有优越性，但它只是作为整体的民的流溢和仆人而存在。就像个人生活中的自我反省时刻一样，人民的聚集是一个宝贵的自我更新时刻，在这个时刻，城邦通过再现它的起源，并重建与它的存在的真正源头的联系，使自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这个源头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倾向于被掩盖。由于这些道德影响，再加上制度化的问责，定期举行的人民集会——最核心的卢梭式制度——将会加强主权，稳定权力的平衡，从而抵消最核心的政治危险，即向着行政僭政的衰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9页 -
也许对卢梭思想的最佳表述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它试图将神圣和超验（即“垂直”[“vertical”］维度）的所有据称的好处，都转化为仅仅是人的和“水平”(“horizontal”）维度上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他对人类问题的理解，将所有问题都化约为水平层面的问题，亦即他人的问题。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罪恶都是源于个人依赖和压迫，而不是源于人类所谓的卑鄙和不足，不是源于他们从更高的自然或神圣的完善的堕落。但是，对于一个纯粹水平层面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水平的解决方案。卢梭只要把人妥善地安排在一起，就能治愈他们。 他的政治解决方案，是想通过“法律”和“美德”的统治创造出无压迫和自由，在这里，这些熟悉的古典概念都以一种形式的、民主的和水平的方式被重新定义。它们已经被清空了所有实质性的、不平等的对于人性之更高目的或完善的提及，并被确定为与他人有关的形式上的普通性”或互惠性。通过对自由主义思想和古典思想的独特综合，卢梭提出了这一激进的人道主义主张：他将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统一和幸 福，不是通过将他们提升到某种神圣或超越的标准，而是仅仅通过防止他们相互利用和毁灭。① 还有最后一个转折。最终，卢梭的极端怀疑主义取得了胜利，这导致他认为，即使在这种简化的水平层面的概念中，真正的好社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他政治作品的最深处，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极度悲观主义的情调。 人类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去自然化或变得无私，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劳动分工和相互依赖。因此，卢梭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状态下，一方的利益必然构成对另一方的伤害。这种关系是事物的本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它”(Emile II：105n;参见 Mais., 1137)。当然，人们必须尝试通过法律迫使人们自由，但最后，卢梭承认，“把法律凌驾于人之上是政治学上的一个问题，我把它比作几何学中的画圆为方问题”(Poland I:955；参见 ...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4页 -
因此，从整体上讲，可以说自然善好原理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断言人类对于自己和他人而言是天然善好的；对文明人的邪恶做“颇具厌世意味的”（misanthropic）的描画：以及，弥合这两种说法之间的鸿沟，证明人类目前的邪恶完全来自社会的腐败影响。通过这第三个要素，卢梭开启了一种从历史、社会或环境原因而非自然或神圣原因来理解人类问题的哲学趋势，这种哲学趋势几乎主导了所有随后的思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在卢梭之前，事实上所有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承认色拉叙马霍斯的道德怀疑主义所包含的某些东西，因为他们拒绝简单地把压迫谴责为最坏的东西，并且默默地承认，严格的正义既不是唯一的善好，也不是最高的善好。然而，卢梭的社会理论是对色拉叙马霍斯最为彻底的反驳，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对统治的批判”，是对压迫的有害性和正义的善好所作的最为激进的陈述。所有的灵魂败坏，甚至“人类所有的邪恶”都是压迫的结果。 对人类问题的这种革命性简化产生了重大后果。这是道德和政治炸药。通过打破古典思想的有节制作用的复杂性，同时超越了早期现代思想的狭隘和使人衰弱的简单性，通过将人类事务中卓越目标与无压目标之间看似永恒的张力替换为这些目标的统一和相互强化，通过将生活中所有不同的邪恶集中起来并统一为单一的“敌人”，卢梭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哲学所特有的道德激情和政治紧迫感（moralistic passion and political urgency）的显著增长。更确切地说，它标志着哲学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现代“左派”的东西的开端，后者是支持无压迫、严格 公平与平等的党派。因为它使左派第一次不仅能够战斗，而且能够接管其传统对手基督教右派或贵族右派的问题，将“人的完善”或“灵魂健康”的所有庄严和高贵添加进无压迫的紧迫性（the urgency of nonoppression）中，并在这个统一的旗帜下，畅通无阻地前进 (查看原文) -
政府可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而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我认为这条格言是僭政所发明的最可憎的一条，所提出的最错误的一条，最危险的一条，可能会被接受的最危险的一条，最直接地反对社会的基本法律的一条。(PE,220；参见 OC IV：1126; Frags., 511) 卢梭如此厉声反对的是基于有机理由或其他理由的旧观点，即国家的崇高尊严意味着或包含了个人的完全从属。卢梭提出的新观点是，国家——作为一种整体——确实具有内在的尊严，并且构成了个人的“目的”(与霍布斯相反)，但是——作为一个水平整体——国家的尊严恰恰在于创造和保护每个个体公民的不可侵犯的价值（与传统观点相反)。“与其说一个人应该为了所有人而毁灭，不如说所有人都应当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来保卫每一个人”(PE，220)。 对于被如此设想的政治整体来说，公民们确实会献身于一个目的。“献出他们的财富和生命”——但同样，他们会以一种新的、“水平的”奉献或爱国主义精神来这样做。公民只有通过自己的公民身份才知道自己是自己，并且这是他献身国家的基础。但这种公民身份在于什么呢?并不在于他在更大的秩序中知道自己的位置或做自己的工作，也不在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在于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他是他自己，一位不可侵犯的公民，因为他是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一个例子，所有人都愿意将这种普遍化适用于每个人。因此，他的忠诚和奉献的具标不是“更大的秩序”，而是“普遍性”(generality）——法律以及由法律水平地结合在一起的公民们，所有人对每个人。这就是他在热爱“祖国”时所热爱的东西。 同样的，他的爱国主义，虽然需要超脱自我，却不涉及垂直的超脱。通过这种垂直的超脱，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单纯个体性的渺小和无足轻重，从而全身心投入到在他之上的更大整体中去。这是一种水平的超脱，通过这种超脱，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4页 -
因此，卢梭的政治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矛盾。在他正式的“政治权利的原理”中，他愤慨地拒绝了一切所谓的基于卓越品质或智慧的自然统治资格，而将国家建立在基于同意的平等主义原则或人民主权原则之上。但是在其“政治的准则”中，卢梭采取了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观点，强调国家对拥有超群智慧之人的绝对需要，并要求这些人引导和控制人民。卢梭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分裂，他似乎认为，这两个对立的方面都是正确的，如果要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就必须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他暗示，它们是可以被结合在一起的，只要卓越的人——立法者和行政权——从不违背或篡夺主权者的法定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地属于人民的，而是试图通过非正式的、间接的或者秘密的手段，来塑造人民。 …… 实际上，所有的前现代思想家都将这些对立原则的调和视为根本的政治问题。例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在政治分析的一开始就把理性原则绝对化，并要求智者的无限统治。但他通过这一讨论表明，这类方案是乌托邦式的，而且他也必须承认事物的“另一方面”。不能指望人民在没有某种程度的同意或自我统治的情况下服从，因为他们不智慧，他们无法看到智者命令的价值，也无法把智者同所有伪称拥有智慧的人区别开来；还因为不论是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他们都为了自由本或人民主身的目的而渴望自由。因此，对于纯粹的价值或智慧的考虑，必须结合着与前一种考虑不同且矛盾的对于同意、自由以及平等主义的人民主权的考虑。这种基本的二元论，最终反映了头脑与身体或理性与倾向的二.元论，它界定了柏拉图眼中的政治问题。人们该如何调和理性的权威与自己的意志、善好的要求与自我的要求、理性秩序的价值与主观自由的价值、对智慧统治的需要与对自我统治的需要？ 如果这个问题的核心地位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明显，那是因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放弃了引导人们走向道德智慧的直接努力，对矛盾的一极撒手不管了，从而把政治问题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00页 -
然而，卢梭最大的新奇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脱离启蒙阵营的人——转而反对哲学家、世俗道德家和自然法理论家，这些人在他那个时代大量涌现——并且是出于基本同样的原因：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着他们的党派利益和野心，这些东西会危及法治。卢梭是最早看到如下这点的人之一：这些智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新政党，一个“新阶层”，一个由寻求无法无天权力的世俗教士构成的新教会。当他支持他们的反封建和反教权任务时，他看到他们的行动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从利益的角度看，这个新的智识分子阶层必然反对人民和真理，“因为真理不会带来财富，人民也不会授予大使职位、教授讲席或年金”(SC II-2：61)。这些人总是想使自己与众不同，他们必须“总是以不同于人民的方式思考”，因此总是“嘲笑人民所崇拜的对象”（Frags.，557)。在短期内，他们为富人和权势阶层服务，但是，像教士阶层一样，他们怀着最终加入它的意图，来帮忙加强其他人的力量)例如，在希腊启蒙运动中，人们发现“雅典实际上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有学问的人和演说家统治的高度僭主式的贵族政体”(PE, 213)。 在卢梭看来，最清楚地证明了哲学家的自私野心的，是他们对教会的著名反对，卢梭将其解释为仅仅是一种宗派对立。 耶稣会士们在对良心行使神圣权力方面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并以上帝的名义使自己成为善恶的仲裁者。哲学家们无法篡夺同样的权威，就致力于摧毁它；然后，通过在表面上向他们温和的宗派分子解释大自然，并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最高解释者，他们以大自然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其绝对性不亚于他们敌人的权威的权威……这 两个团体，都是专横的，都是不宽容的，因此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两者的基本体系都是要专制地统治。(Dualogues,"967) 卢梭认为，智识分子通过诉诸自然来寻求权力，他们基本上与教士是一样的，后者通过诉诸上帝来寻求权力。这就是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7页 -
把社会内自发产生的所有道德、智识与宗教现象都视为不真诚的形式和剥削的工具。 只有牢记这些要点，人们才会意识到消除所有高于法律的更高标准的迫切性，这些标准一直是以各种不同面貌出现的“智识阶层”的专属财产和武器。如果人们试图消除所有的个人依赖和压迫，那么，废除种私人道德至少与镇压私人军队以及节制私有财产同等重要。主权学说正是卢梭建立评价手段之公有制的一种尝试（The doctrine of sovereignty is precisely Rousseau's attempt to establish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evaluation)。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2页 -
①参见米歇尔斯（Michels，1915），他和帕累托、涂尔干一样，深受卢梭的影响。传统的政治观和历史观与卢梭进路之间的对比，可以从当今美国国内两种对立的智识立场中看出来。有着更传统取向的社会批评家坚称，美国历史的方向显然已经朝向更加平等和民主了，正如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前所观察到的那样。长期以来，选举权不断扩大；政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因素受到民众的直接控制；各种意义上的“歧视”逐渐减少；各种尊重、区别和等级制度无情地衰落，无论是在父母与子女、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牧师与平信徒、教师与学生、罪犯与非罪犯、滥交与贞洁、外国人与公民等等之间。因 此，如果说美国有一个特有的危险，那是就它包含了太多的平等和民主。 一个对立的阵营断言，美国的历史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被这些文化变迁，被这种思想层面和明显参与层面的民主化所干扰，如果我们忽略这一切，只关注纯粹的力量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精英阶层手中，而这个精英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趋于萎缩。因此，我们巨大的历史危险不是过度的平等和民主，而是相反：权力的傲慢，企业集团、权力精英、军工复合体、皇帝般的总统制——不断滑向政府的僭政。这种论证形式，这种对历史的反向解读，是卢梭的发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3页 -
当贵族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摧毁了自己，贵族政体就不再存在于贵族团体中了……而是存在于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元老团体中，甚至是存在于护民官团体中，这时的护民官开始篡夺主动的权力。因为言语是不能改变事物的，并且当人民有统治他们的领袖时，无论统治资格转这些领袖取什么称号，他们总归是一个贵族政体。(SC III-10：97n) (查看原文)
作者: 亚瑟·梅尔泽
副标题: 论卢梭思想的体系
原作名: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On the System of Rousseau's Thought
isbn: 7208167060
书名: 人的自然善好
页数: 384
译者: 任崇彬
定价: 108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2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