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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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有多少人与司马光同样顾虑重重。多数人似乎已经认识到未婚姑娘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嫁妆，多次讲到姑娘们失去财产后一落千丈的故事。没有嫁妆的孤女——即便出生于官宦家庭——也会被迫沦为妾甚至于做婢女。刘府（约1040—1113以后）记录了一个官员女儿王琼奴的故事，她曾经锦衣玉食，擅长刺绣而且会作诗。她十几岁时父亲被免职，返家途中父母都过世了。琼奴的兄嫂掌握着大部分家产，因此她的未婚夫拒绝娶她，她现在一文不名。留在她身边的一个老仆最终说服她给一位富官做妾。刘府描写了琼奴此时的惨状，她经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殴打。 大概由于没有嫁妆的姑娘终将面临悲惨的结果，宋朝法律为保护孤女免遭贪婪的兄弟、叔伯及其他继承人的侵害制订了保护条款。早在唐代，兄弟分家时如果有未婚的兄弟、姐妹或姑姑，都在分割财产以前给他们留出结婚的费用。未婚男子获得均分的一份，此外还应得到聘财，未婚女子可以得到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做嫁资。这项规定在唐代可能来自于对实际情况的总结，因为那时候男家送的聘金应该超过新娘家的净支出。在宋代，法律条令修改得与社会习俗更接近，所以南宋的判官引用法规判给“在室女”更大份额的家产。基本原则是未婚姑娘应该得到等同于儿子继承的产业的一半，而不像唐代那样，只不过是男人结婚费用的一半。这个公式意味着如果一家人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儿，都不曾结婚，男孩可得到一半家产，女孩各得四分之一。 (查看原文)

  momo 1赞 2022-06-09 13:07:33

•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里，从嫁妆的角度看，宋代似乎是妻子和女儿们遇上的最好的时期。但是嫁妆在后来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于宋代，因为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比如其中之一，司马光谴责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财产对家庭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宁愿儿媳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且陪嫁多的媳妇就会比少一点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欢迎。司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公婆不应该贪婪；新娘子不应该狂妄傲慢。 对妇女控制财产问题的更激进的解决办法由那些倡导复兴古代敬宗收族原则（“宗”的原则）的人提出。如果将注意力从同财共居家族转移到向下延续的宗祧家庭，财产和妇女两方面的作用都不重要了。在11世纪中期，像程颐这样的学者开始号召恢复更纯粹的儒家祭祖礼仪，更强调宗的原则，其动机在于与佛教展开竞争，也在于士人阶级发展祭祖仪式以适应自己新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需要。 经过一个过程，人们才慢慢看出来这些针对妻子财产权的想法。朱熹在《家礼》里引述司马光的观点，主张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朱熹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把嫁妆用在丈夫家庭的妇女。与此同时，他在《小学》（引用胡瑗［993—1059］）里指出，来自于地位不高、财产不多的家庭的妻子们更好一些，因为她们更容易适应从属性家庭成员的地位。 (查看原文)

  momo 1赞 2022-06-09 13: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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