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 · · · · ·

阎步克，1954年11月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译著《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系》，及史学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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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秦政所达到的“深刻的片面”，划定了它的限度。 1.官僚行政的组织机构片面发达，立法、司法和所谓“政治斗争通道”并无多少自主性可言。法家与秦政之“法治”这种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官僚制的法”，与关东列国根深蒂固的三统相维（政统、亲统、道统）的政治文化模式，难以有机地整合为一体。 2.秦这种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身的官僚制度，可以使控制直达社会基层。当专制君主发现自由调动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往往不会错过这一滥用权力的机会。（因这种“法治”对君主个人意志的抵制往往是只限于技术层面。“明法”“督责”不仅服务于“法治”“霸道”，而且也服务于君主“专用天下适己”的个人欲望。 3.官僚体制自身也有一种把一切社会要素纳入行政式之下的天然倾向，只要存在着可能，它就要施展其无所不在的控制，以及种通过追求“宏大事业”、显示其调动资源的巨大能力以实现其存在价值的天然倾向。这与君主之权势欲一拍即合，并且经常构成对社会之沉重压迫，进而成为社会的异化物和对立物。强制剥夺民众自由而使之服务于国家，这一点尤其能够反映官僚帝国的本质。 4.然而小农经济的天脆性，却使这个庞大的专制官机器必须在一个难以掌握的平衡点上运转，既要保证源的敛取，又不能使剥削超过限度，否则千万小农的破产终将造成严重动乱。然而这一体制的结构，却使之难以由自身来矫正政策的偏差。文吏固然训练有素，他们却只具备执行功能，由严刑暴敛引起的动乱反馈至中央，新的指令仍是严刑暴敛，并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被再次贯彻下去了。近代社会政治系统的分化中，出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并有各种民主通道和政党政治使社会可以由之制约国家。但是在中国古代战国至秦政治系统的分化形态，却表现为吏道的“孤军深入”一专制官僚体制的片面发达。在秦帝国，“法治”确实达到了“片面的深刻”，但这种君主专制与政治相结合的体制，无论就其内部机制而言，还是就其与... (查看原文)

琵琶鱼 3赞 2021-03-11 10:43:58

—— 引自章节：第五章儒法之争
尽管儒法两家处于同一社会大背景之下，他们的深层思路或有相通之处；但就特定意义而言，孔、孟与商、韩是分别地代表了两个极端：前者本于政统、亲统和道统三位一体的“礼治”秩序，后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立足政统、独尊吏道的专制官僚政治秩序；因而儒家趋向复古，而法家却主张变革。“礼治”对应着较为低下的功能分化程度，借助于许多非政治性的以至原生性的功能方式；“法治”则强调政统的分化，着意保障和促进其专门化的性质，体现了更高的理性行政精神。 (查看原文)

湖山 1赞 2020-08-29 21:55:31

—— 引自章节：第五章儒法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