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一代

原文摘录   · · · · · · 

• 海德格尔试图将“常人”表述为一把双刃剑。因为一方面，它是所有共同实践的基础及此在存在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体此在于共同实践的无名性中丧失其自身的一个一致性场所。在海德格尔于法国受到的第一轮解读中，后一种解读吞没了前一种解读。 海德格尔对作为一致性代表和平均化（leveling）过程源头的常人的批判反映了克尔凯郭尔对现时代的批判。 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一切奋斗的来的东西都变成唾手可得之事。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BT,165） 现时代的特殊危险在于，理性和普遍原则通过使所有事物——包括自我——显得自明而加强了常人的控制力。但这却使此在的存在论建构变得晦暗不明，也导致了将实际生存状态上的（existentiell）答案等同于生存论的（existential）答案的错误假设。 公众意见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这不是基于公众意见有一种对“事物”的别具一格的与首要的存在关系，不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此在具有格外的透视能力，这倒是以“对事情”不深入为根据，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BT,165） (查看原文)

  大壮 2018-04-14 11:48:38

• 同样是在斯特拉斯堡，列维纳斯开始了和莫里斯·布朗肖长期而复杂的友谊。布朗肖1907年9月23日出生于索恩-鲁瓦尔的奎恩地区，他比列维纳斯小两岁。他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并被培养为一个君主主义者，在列维纳斯刚认识布朗肖的时候，他深受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的影响。布朗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右翼政治倾向使他不太可能和一个犹太移民建立友谊，但很快这两个学生发现他们受到相同的哲学关注的驱使。布朗肖在学校的兴趣主要是文学，他的关注点集中在斯蒂芬·马拉美、夏尔·波德莱尔和阿尔图尔·兰波作品上。在斯特拉斯堡，他就已经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保罗·瓦雷里的作品产生兴趣。不过在1991年的一次访问中布朗肖提到，“在遇到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之后，我被说服并承认哲学就是生命本身……在他无限又永远理性的激情中，思想总是以突然的方式一再更新。”列维纳斯将布朗肖引入到俄国文学的世界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而布朗肖则向列维纳斯介绍普鲁斯特和瓦雷里的作品。 事实上，两人在斯特拉斯堡时期形影不离，并且在之后的生命中他们始终是最亲密的朋友。在《致友谊》(pour l'amitie)一文中，布朗肖称列维纳斯为“我会以你相称的唯一朋友。”但是，这两个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之间的友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与列维纳斯的关系使布朗肖开始重新思考他的政治和宗教信念，但是直到二战后他才清楚地阐述这番思考的成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以机缘或偶然来形容他和列维纳斯的友谊以及他们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复杂关系，而将其视为一种约定：“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我唯一的朋友——我的老朋友——；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年轻，而是来自一个慎重的决定，一个我希望永远不会打破的约定。”列维纳斯使布朗肖重新思考他同他者关系，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或直接的。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朗肖的右翼天主教倾向导致他将民族（nation）概念化为与... (查看原文)

  大壮 2018-04-14 14:5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