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正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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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美德自洽观点上的哲学总是很难解释为什么仁慈是重要的。在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中，没有人愿意说它无关紧要；然而，鉴于所谓的外在事物的道德无关和道德意志的自洽，苏格拉底、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的哲学将很难持续地引起仁慈。拒绝怜悯，正如斯多葛学派所做的，就会没有动力去做怜悯驱动的行为；而如果它们因为其他动机而行动，例如因为虔诚地服从宙斯的意志而行动，那么它们的道德品质是否还高尚就显得可以了。从效果上说，剥夺了怜悯中包含的评价，一个人似乎就被剥夺了伦理信息，而没有这些伦理信息，就不能充分和理性地评估情境。 相反，狄更斯小说的道德洞识——就像大多数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悲剧——首先看到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的价值和这些脆弱性对“外在的善”（external goods）的需求。因此，它首先讨论恐惧、感激、以及怜悯或同情。我们确实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评价来评价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使读者成为深切关注他人困难和厄运的人，通过使读者认同他人以及在各种认同的方式中为自己展示可能性，这种形式本身就在读者中建构了同情。就像悲剧的观众那样，读者及对小说角色的困境抱有认同感，以他们的感受来体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又对角色抱有认同，由于在认同中包含了一种旁观的判断，认为小说角色的确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错误而引起的，因此这种同情超越了认同。这类判断并总是可以再认同观点中找到，所以小说读者就像一个悲剧的观众，必须在认同和某一类更为外在的同情之间转换。古代的怜悯传统对史诗和悲剧的主张现在可能可以适用于小说：为了感受他人的逆境和痛苦，这种复杂的性情必不可少，对于完善的社会理性，这种评价也不不可少。卢梭敏锐地观察到，在一个人可能的脆弱性中，缺失信念这一点将很容易导致社会的迟钝和冷漠： 为何国王对他们的臣民一点也不怜惜呢？那是由于他们肯定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6页 -
相关的反对意见认为，情感和个人联系太多，和更广大的社会单位例如阶级联系太少，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小说作为一种体裁事实上全部关注的的确是它认为具有质性差别和独立性的个人，小说的情感要素关注的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大规模运动常常混乱不堪就不奇怪了。这些运动忽视他们成员的独立能动性，忽视他们的隐私以及他们的质性差异。 ……这种政治态度有它的危险性……但是，这类失败并不能说明小说整体进路的失败。我想，更经常的是，小说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洞识符合并激起了严肃的制度性批判和政治性批判——例如，在西丝·朱浦的课堂上，通过引导计算思维以一种亟需的健康精神去理解数字，读者的情感本身就显示了数百万人的饥饿和不幸的含义；例如，在泰戈尔尖酸描绘印度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运动领导人在狂热的想象中忽视了贫穷商人的悲惨经济现实——除非他们出售更便宜的外国商品，否则他们将无法生活。同时，我们和小说的代言人尼克一起更好地懂得了，如果真正地赋予每一个生命以价值。、 事实上，作为一种理想，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似乎都应当牢记它对于个体需求和特殊处境的完全责任，一种小说在它的形式和内容中都提出过的责任。……我认为，如果没有对个体人类行动者的描述，那么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描述就太模糊了，以至于无法说明为了促进各种人类机能，资源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同样，如果没有对个人的描述，那么对集体行动的描述就不能向我们展示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意义，而这种目的和意义常常是改善个体的生活。在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辩护，反对来自社会主义的批评的时候，雷蒙德·威廉斯就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公正的政治生活，我们就必须进入这样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像他们可能的那样生活，而后不可避免地在劳动、爱情、疾病和自然美的复杂联系中生活。如果我们是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就将经常在这种真实本质的例外——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6页 -
麦却孔掐孩老师说，在某短时期内，有十万人在海上长途航行，只有五百人淹死了，西丝对此评论道，这个低百分比“对于这些死者的亲属和朋友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这些例子中，数字分析同时带来了安慰和冷漠：麦却孔掐孩说，一个多么低的百分比，这很好，我们显然不需要在对此做什么了。我们却可能说，没有情感的思维是价值空虚的：它缺乏情感内部的判断提供的意义感和一个人死亡的重要性。西丝的情感感应赋予了那些死者以人性的价值。通过感受饥饿对挨饿的人意味着什么，痛苦对伤心欲绝的人意味着什么，她非常正确地说道，这些小数字并不能抵消那些死者，仅仅由于小数字而满足并不是正确的感应。因为她总是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一个死去的人，所以她想，那些负责海上航行的人要是再努力一些就好了。在和数字打交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说”这个数字没问题“——这些数字全部都有武断的意义（而且，不管通过海上还是红肿，十万人穿越海洋死了五百人，这个比例确实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处理想象到的和感受到的人类生命的时候，（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人不会认为某个饥饿人数统计完全合理，不会认为某个成个安全指数完全合理（尽管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通过其他方式改善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或者不划算）。情感并不告诉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情感的确使我们去关注它们，把它们当做应该解决的问题。情感帮助我们判断哪种进路将会使得公众更好地感应远处的饥饿、流浪的处境以及产品检测和安全标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3页 -
在公共领域中推崇文学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人会认为，当文学涉及个人生活和私人想象行为时具有启发性，但是当文学涉及更大的关于阶级和民族／国家的争论时，他们会认为文学是无聊的，没有帮助的。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值得信赖的科学，需要一种更超然、更坚定的理性。（p13-14）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
小说史一种有生命力的形式，而且事实上仍然是我们文化中普遍的、吸引人的以及道德严肃的最主要虚构形式。……如果我们要讨论当代公共生活，要讨论具体环境塑造人们情感和渴望的方式，那么更明智的选择似乎是集中讨论一种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而且可能描述了和我们审议相关的具体情境的文学体裁。（p18-19） ……小说从总体上建构了一位与小说的角色拥有某些共同的希望、恐惧和普遍人类关怀的虚拟读者，并且，因为这些共同的希望，这位虚拟的读者仍然位于别处，需要让他熟悉小说角色的具体情境。通过这种方式，文本与它想象读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本身让读者看到，社会与环境特征的易变性如何影响我们实现共同的希望与期待——而且实际上也影响了这种互动结构本身。（p19）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
阅读能够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判断，但是在另一些场合，这些固有的判断也可能使我们拒绝某些变态和有害的阅读体验。（p24）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
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p26）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
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位置，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fancy）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性”。……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媒介，能够让我们触摸到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能够引起我们对于普通事物的关心，能够让我们通过“移情”（empathy）和远处的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一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无疑比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无疑能够为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加可靠的中立性标准。至少，它能够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性标准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p5）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对叙事文学进行思考确实有可能有益于公共推理，特别是有益于法律。（前言：p6）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畅想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中也只是一种脆弱的力量。（p9）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对这个缺陷进行补救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畅想，而是要更稳定和更人性化地培养教养；不是要用想象去取代客观地制度结构，而是要建构制度，以及建构一些制度的参与者，一些能够借助制度化的坚固保护更完美地具有同情性想象的洞识的参与者。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单纯依靠个体的畅想。制度本身也需要被“畅想”的洞识关注。（p9）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最普遍的理性选择模型包含了四种要素：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集合（aggregation），最大化（maximizing）和外生偏好（exogenous preference）。（p28）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页 -
比起其他体裁，它甚至更信奉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信奉在具体的文本中体验一个生命所有的历程的道德相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其他体裁，它甚至更深刻地反对经济学简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更专注于质性差别。（p54） 畅想是小说设定的一种能力，一种能够把一件事物看做是另一件事物，能够从一件事物中看到另一件事物的能力。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叫它隐喻性的想象。（p60）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页 -
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其他政治思想家来说，这一点似乎使小说成为了一种完全不适合政治思考的工具——或者在某些版本中，他们认为这种工具太过信奉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以至于它不适合批判性的政治思考。（p92）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理性情感 -
露意莎·葛擂硬说，缺乏了情感，她曾经是“完全盲目的”。她的盲目是一种价值的盲目，她没有能力看到她自身之外的东西的价值和重要性，没有能力看到她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没有能力看到在哪些地方她的生命需要通过和他人的联系来加以完善。（p98） ……狄更斯小说的道德洞识——就像大多数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悲剧——首先看到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的价值和这些脆弱性对“外在的善”（external goods）的需求。因此，它首先讨论恐惧、感激以及怜悯或同情。我们确实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评价来评价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使读者成为深切关注他人困难和厄运的人，通过使读者认同他人以及在各种认同的方式中为自己展示的可能性，这种形式本身就在读者中建构了同情。就像悲剧的观众那样，读者既对小说角色的困境抱有认同感，以他们的感受来体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又对角色抱有同情，由于在认同中包含了一种旁观的判断，认为小说角色的确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的确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错误而引起，因此这种同情超越了认同。（p100）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理性情感 -
情感并不告诉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情感的确使我们去关注它们，把它们当做应该解决的问题。（p104）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理性情感 -
……斯密始终都用文学读者的身份（和戏剧中的观众身份）去阐释明智旁观者的姿态和情感。斯密赋予文学以相当的重要性，把文学作为一种道德指引。它的重要性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读者身份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明智旁观者身份的虚拟建构，它以愉快而自然的方式赋予我们以一种适合良好公民和法官的姿态。 ……当然，文学作品也能够通过这两种方式向它们的读者歪曲这个世界。它们能够错误地描述历史和科学事实，就像狄更斯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地描绘了工会运动，就像许多小说家描绘了一幅失真的关于妇女能力或宗教力量、少数种族的图景。文学作品也会同样错误地描绘多种痛苦或伤害的重要性，使我们夸大或轻视它们应有的重要性。（p113）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理性情感 -
事实上，之所以捍文学想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另一方面，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对带着同情和怜悯去想象彼此的拒绝，充斥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拒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这里的启示是，经济学家将一切简化为计算的习惯以及对极度简化理论的需求，产生了一种时刻计算的倾向，而不是产生承诺和同情。“在人类存在的每一刻，从出生到死亡，都不过是计算器上的讨价还价。”这种倾向导致了粗糙的分析和经常性的错误。即使有时它没有导致错误，它也导致了对人和事的刻薄分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畅想
作者: 玛莎·努斯鲍姆
副标题: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原作名: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isbn: 7301154283
书名: 诗性正义
页数: 192
译者: 丁晓东
定价: 25.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