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危机

危机在医学上的概念是指偏离了正常的健康状态。它具有十足的客观性，危机的主体陷于被动，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但又与主体息息相关，不能脱离陷于危机者的内心体会，也不能完全依靠外部力量破除，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新的认同。马克思最先提出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危机，即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因剥削剩余价值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如1927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是指系统整合的持续性失调。但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没有很好地兼顾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方面。社会整合是指主体的社会化整合，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系统整合是指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讨论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大。以上两者相互制约和影响。为了更完善地分析危机，作者引入了社会组织原则的概念。 社会进化包括权力增长、生产力提高、规范结构变化三方面。生产力和社会化发展是定向的，遵循着一定的发展模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量变产生质变，社会原本的规范结构就会被打破，比如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改革开放，但这种改变必须符合新的生产力提出的新的合法性要求。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发现原来的规范结构没那么正确、恰当，符合科学理性了。另一方面，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完全理性、在所有行为上都符合社会的规范结构的，而且他们还有个性，保有拒绝社会化的部分。本来个体的这些自由的部分为整个系统的发展提供了随机性，但随着个体的社会化，反而限制了系统的活动范围，个体也更懂得如何面对控制中心。我们经常说个人或群体如何被大环境收编，但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社会在被个体“收编”。因此作者提出应该直接把社会化的过程理解为个体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是沿着生活世界的逻辑进行的”，而其决定性因素是语言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社会进化是以定向形式的学习过程（理论和实践）出现的，按照这个逻辑，不学习才是我们需要解释的非理性现象。而学习又可以分为反思性和非反思性学习，而这种学习水平又取决于社会组织原则，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原则可以决定社会进化程度。 作者将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态的阶级统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确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如马克思所言，危机表现为无法解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所以矛盾，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矛盾，是因为这种社会形态要将他们强行整合在一起，因此“矛盾不可能表现为敌对双方所宣布的意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这种矛盾不可能是显而易见并直接表露的，相反，它是潜藏在行为背后，甚至主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就像资本家宣称自己为劳动者提供了岗位一样，劳动者努力996多赚钱，双方看似合作，但主体自以为追求的意图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冲突的。很多时候主体意识不到这种不可调和性，也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取笑的精神资本家。为了解决这种危机，社会系统必须改变或者放弃一些关键因素。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度过经济危机应该感谢全球化。但我们并不能够直接取缔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原因。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还是会毁灭的，因为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润率会下降，积累过程的动力会消退，直至资本的积累中断，经济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晚期阶段，国家干预部分的取代了市场机制用以校正从而避免功能失调，比如在公共领域和军事领域。但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原本奉行的公平交易原则是不合理的。而国家机器既然介入了再生产过程，它本身也需要再被合理化，比如选举机制。因此它只好引入形式民主来解决问题。但形式民主带来的结果可能和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因为选项还是国家机器规定的，而这种看似自由的选择让公民不再思考本身的动机。其造成的后果就是公民对政治的冷漠，转而投向娱乐。为了解释这种公共领域政治意义的丧失，社会系统创造出了各种理论。而这一后果又带来一个更大的后果，那就是阶级意识的支离破碎。马云成了人民富豪，码农每天996背着几百万的房贷却以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企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达成了政治性的妥协。阶级妥协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的一部分，这样阶级冲突就成功地被维持在一个潜在状态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自己的问题，由于世界的全球化，国与国的社会系统边界模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会带来生态问题（外部自然问题），人类学问题（内部自然问题）还会带来国际关系问题，比如军备竞赛。 危机倾向可以分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 马克思已经论证了这种经济危机是不可能解决的，国家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来抑制，但最后还是会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或者国家根本不想阻止，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都属于政治危机，简而言之，合理性危机就是公众对权力机构作出的决策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合法化危机就是公众已经对权力机构失望透顶，缺乏忠诚度以至于不想遵从它了。这时候权力机构就要运用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理论来维护他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了，比如精英理论、科技专家治国论等。它必须说服公众自己才是权威的，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上三种危机都会体现在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传统、教育、就业等）中，从而形成动机危机。比如，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跌，《后浪》被嘲笑为《韭浪》等。因此要解决动机危机，应当从文化领域入手。哈贝马斯认为，解决动机危机要靠普遍主义道德，让所有人重新参与到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商谈中，找回失去的动机。 至此，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危机的成因，他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解释说明》一书中进一步对解决动机危机的方法做了解释。

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长久地再生产出对系统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私人性，第一，孕育了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的传统正在瓦解，而且无药可救。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如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成就意识，正在因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受到破坏。第三，资产阶级文化观不允许任何具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来代替被摧毁的私人性动机模式。

文化模式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介和教育实践而转化到人格结构当中。与私人化的宗教，科学化的哲学，策略功利化的伦理不同，资产阶级艺术没有承担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任务，相反，他收集了在需求体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各种残余需求。因此，与道德普遍主义一起，艺术和美学就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爆炸性因素。

社会文化危机，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向教育和就业系统提供输送劳动力动机。由于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不同，不能组织自己的投入，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投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