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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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是在方法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忽略更为根本的前提，即那个被马克思视为能够统一认识与实践的主体的历史状况发生了变化。谁是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这个主体越来越模糊；在中国社会，原有的工人阶级已经转型或正在消亡，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的阶级正在形成，后者的主体意识至今并不清晰。尽管有着某些新的自我意识的萌芽，但这个新的阶级尚未形成自我意识，即19世纪马克思所讨论的阶级意识，按照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没有形成自我意识的阶级还不构成真正的阶级。那样的东西不存在，代表他们、能够创造这个阶级意识的先进主体也不存在——伴随政党转型，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作为塑造阶级意识的革命机制逐渐退出舞台一一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一旦离开这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政党也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不但是当年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其他相应的阶级和阶层的面貌也日益模糊了，比如知识分子。在20世纪，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现在的知识分子该去与谁结合？这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之所以尖锐，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日益地模糊化了；其次是因为上述口号是和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的实践密切相关的，而在当代语境中，政党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或者参与其他实践，即参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等等文章中提出的实践，是以20世纪特定的政治条件为前提的。用葛兰西的概念说，正是这些“有效现实”，决定了“知识人”和社会实践主体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或者说，如果不能创造出这样的“有效现实”，哲学就难以被界定为19世纪被重新定义了的“实践哲学”一不管哲学家如何在学院中谈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依旧是经院哲学。 (查看原文)

  麟甫 4赞 2024-04-09 10:40:24

• 安德森：⋯⋯首先，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摆脱有关“大”的幻觉：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长久的传统等等。不要有这种优越感。这种想象的代价无非是要成为另个大国或霸权——与美国类似——而已。其次，在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之时，对知识分子而言存在另外两种危险：一种是美国式的文化研究，它对所有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包括那些垃圾电影，在这类研究中，批判性的视野完全丧失了；这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为庸俗的大众主义。另一种是欧洲的传统，他们对大众文化抱有敌意，对文化工业持有基本批判，但因此常常无法逼近地理解大众文化。我接触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这种倾向。 汪：您的意思是：既需要逼近地了解，又需要保持批判性？ 安德森：是的。此外，有些重要的问题是亟待关注的。第一，许多人关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的批评，这很重要。但是，建筑、城市空间等等问题也迫切地需要许多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积极地介人和参与，刺激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识，包括设计新的人们需要的建筑。这是极为重要的。（汪晖插话：您去中国访问时，大概看到了许多恶俗不堪的、数量巨大的建筑群吧？）第二，财产权的辩论是极为重要的。你谈到了一些对崔之元的评论。我相信他正在发展他的同事罗伯特·昂格提出的概念，即一种非聚集性的财产权概念，目的是摆脱财产权的二元论：不是国家产权，就是私人产权。发展不同的财产权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中国正在处于财产权转换的过程中，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产权二元论。例如电视媒体这样的公共财产如何才能成为真正公众的？最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感到需要某种批判性的平衡，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我在韩国感觉到一种剧烈的两极震荡，在中国也有同感，即一方面是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高度强烈的、难拟置信的道德主义，另一方面则是难以置信的实用主义。我的描述容或有误，但这对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不利的。 (查看原文)

  散步在南國島嶼 3赞 2024-07-27 2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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