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制的衰落

无疑，孙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就像这些矛盾显示的，它存在严重的歪曲，宣称他在1911年革命期间具有同等重要性。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反驳，即推翻清朝完全不是一个连贯的、有计划的革命政变。相反，1911年革命应被看成各省脱离政府的一系列运动。在重要省份，运动由新军官员或新的省咨议局的绅士领袖领导。旧秩序的垮台是这一进程的顶点，它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作为对内忧外患的反应：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和绅士介入地方政治等等。从思想上讲，革命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革命暴动（无论多么失败）是深刻的社会巨变的表现。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他们出现于清朝统治的最后五十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1901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它更多是加速自身的衰落，而非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行动。

冯桂芬的著作于1885年出版，它深刻地影响了世纪之交的改良者，将西方的军事力量归功于立宪政府。西方参与决策的民主理论经过经世学派思想的过滤，被转译成绅士地方自治的理论。这一目标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自治的立宪运动，从下而上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家。地方自治运动使城市绅士与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两个阶层一起形成新的改良者与地方精英，他们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那时，在太平军叛乱期间确立地位的乡村经理人不再需要城市庇护者。随着城市和内地的市镇与村庄的分离，乡村的地主和下层绅士完全控制了乡村的税收和租赁，中央政府无法渗透到农民中。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所有最新的土地登记都掌握在前乡村经纪人手里。 从团练领袖、太平天国时期的各部首领到“土豪劣绅”的不断变化，从三个方面撕裂了社会的肌理。首先，上层地方精英与政府的纽带被斩断，上层绅士背离中央政府，与商人和军阀结盟。其次，地方正式官员与地方有财有势的地主之间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后者的喜好，乡村管理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地主手里。最后，收税与收租变得难以辨别，农民把现存的政治秩序看做是小地主武装和农民革命联盟取代。后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后以人类迄今所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告终。

受西方影响的群体有客家，他们是定居南方的北方移民。对于广东本地人来说，客家是少数民族。客家人讲自己的方言，拥有自己的文化。其中一部分有文化并获得功名，骄傲而有野心。客家女人比本地女人更独立，不裹脚，不作妾。她们与丈夫一起在地里劳作，使客家人具有强大的经济竞争力。怀疑与反感一出现，客家人就迁入另一个村庄；本地人也有可能放弃耕地，搬到其他地方。客家人对本地人也报之以蔑视与憎恶，两个世仇群体的斗争爆发。19世纪50年代，战争使双方损失千百条人命。 如果客家人不在太平天国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这个少数民族多么受压迫，它的苦难也不可能吸引中国历史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