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文革"

至今国人仍缺乏足够反省，甚至继续以红歌、红色经典为工具，全然忘却其中有些红人的父辈在“文革”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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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的态度是：请证实我有罪，否则你们便有罪！而老鬼的态度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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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化心理上的秩序感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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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首灾难得出了很不相同的反思结论，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触及了“文革”的深层文化根源：那就是他们都发现，个性、地位与众不同且不善搞好世俗人伦关系，是他们遭难的重要原因，甚至比政治原因更为重要。 这无论如何是个精彩而又令人担忧的发现。如果经过劫难后的中国人，都进一步学会“做人”、“搞好群众关系”，将每个人的个性价值全部维系于世俗伦理关系网，那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郑念可能再也不必这样做了，我更关心的是“老鬼”们。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合理”因素是不少红卫兵的具体造反对象，是五六十年代官僚体制中的具体人与事。只造“具体人与事”的反固然无用，而且造反方式本身极不合理，但只要这种体制弊病没有随“文革”而完全“过去”，那么青年人的那种造反心态今天依旧存在且不肯忏悔，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张承志要在红卫兵的政治行为中辨析其间某种非功利的青春热情和浪漫理想，他就必须为红卫兵的“失礼”寻找新的价值支柱。“红卫兵精神”既根植于自下而上的弱者处境（学生批老师、群众斗领导、子女“背叛”父母……），又同时必须拥有自上而下的道德优势（你们高贵者最愚蠢，你们受蒙蔽了，你们是行尸走肉，平庸堕落……）。

总之，劣势地位和优势道德，这是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将“红卫兵精神”理想化的两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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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弱势地位和优势道德天然结盟，这也是原教旨主义红卫兵精神在二十一世纪新媒体（网络）上也能够继续传承甚至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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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文革”，重读张承志，可以同时看到这种“红卫兵理想主义”的合理性与虚幻性——合理性在于这种观念支持弱者的道德发言权，相信“穷人大多是好人”；虚幻性在于弱势与道德的天然联系，不仅在各种“万恶的旧社会”，在改革后GDP至上的中国，或在全球化游戏规则中，甚至在1966-1976年的北京，也只是一种被政治利益操控的意识形态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