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 第五章　第二幅图像：赴以马忤斯之途

1559年，罗马的耶稣会出版了第一本重要著作，即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铭词集》（Epigrams ）的修订本，当时身处马切拉塔的利玛窦还是个七岁孩童，正开始学习拉丁语。那时候，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心中一直怀有愿望，想为耶稣会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印刷机，在1556年去世前，他为此四处奔波。一开始，罗耀拉试图让佛罗伦萨的柯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公爵赠送给耶稣会一套，但后来公爵拒绝了。之后他又想以四十达克特的价格——看起来十分合理——从一个威尼斯的中间人那里买一套，然而罗耀拉发现，威尼斯人的印刷机字体太小，式样也太老旧，于是就回绝了这笔买卖。直到罗耀拉去世时，罗马市面上终于出现了拥有令人满意字体的印刷机，这种机器共有三万个字母，有大小字形，既有罗马字也有意大利语字，且价格只有二十个达克特。 [4] 这种对于理想印刷字体的追求，以及拉丁文经典著作的大量出版，标志着耶稣会正式进入了晚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终阶段。选择马提雅尔的《铭词集》作为他们首个主打的出版品，其目的是很明显的：马提雅尔的铭词警句中有许多以玩笑甚至粗俗的方式表现露骨的性内容，然而这些令人反感的成分并不能掩盖，某些时候反而助成了这一事实，即马提雅尔被认为是古典时期最杰出的拉丁文文体作家之一。尽管在耶稣会身处的世界里，西塞罗式的纯正表述风格已经成为新的标准，取代了中世纪末期粗犷的拉丁口语文风，但耶稣会士们仍然认为，他们不能因为马提雅尔的作品淫秽就不研究他。 [5] 所以，罗耀拉的主张是，鼓励耶稣会的学者们去改编经典作品，制出新的版本，去掉所有令人反感叙述的痕迹，但仍然保留作品中那些伟大的道德训导，使其能被用来作为文体教学的典范。罗耀拉把这项任务交给弗卢西乌斯（Andreus Frusius）去完成，后者既是学者，也是音乐家。尽管弗卢西乌斯同样逝世于1556年，但他在去世前，已经完成了对马提雅尔作品的修订，由此罗马耶稣会的印刷厂可以继续出版这本书。弗卢西乌斯还完成了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作品的修订，由维也纳的耶稣会印刷厂出版。 [6] 弗卢西乌斯去世之后，罗耀拉这个“从经典中去除一切可能损害青年人纯真的成分”的想法并没有随之泯灭。在一位大师级德意志排字工的引导下，耶稣会的印刷事业继续蒸蒸日上，这位排字工利用耶稣会的学生帮他校对文字，并逐步达到了罗耀拉设想的目标，不仅出版“清洗过的”经典文本，而且还印制一些廉价的教会和祷告文献，使即便最穷困的学生也能负担，其中就包括罗耀拉的《灵操》以及耶稣会的《组织章程》。1564年，在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罗曼努斯的努力下，耶稣会的印刷机增加了一套阿拉伯文的铅字字体，并首次印制出了一批阿拉伯语文献：包括特伦特公会文件的阿拉伯语译本、阿拉伯语语法书籍，以及《圣经·新约》的阿拉伯语译本。很快，1577年，耶稣会又获得一套希伯来语铅字，从而也被用来印制希伯来语的语法和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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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罗耀拉为耶稣会学院勾画了一套完整但稍显宽泛的计划，而当利玛窦在1570年代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时，这套计划已被修订得更为完善。尽管在马切拉塔学校的求学经历让利玛窦在法律研习上已有了相当基础，起初他也想继续这一方向，但后来他决定加入耶稣会后，就必须修习一套更为严格的课程，这套课程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发展，到1566年已形成了精密的纲要。 [8] 由语言学部的老师承担的，是“人文学”的正规训练，这是耶稣会学院的初级修习。那时候，利玛窦已经二十一岁了，但有些年纪小的学生甚至可能只有十岁。在这里，学生要学习拉丁文的详细语法——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说了，所有课程讲授用拉丁文，男孩在校期间也必须用拉丁文对话。他们开始学希腊文，修习修辞学、诗学和历史方面的精读课程。根据不同学校和学生的不同水平，完成这些课程需要两到四年的时间，接着，学生就能升入更高一层的技艺学部，这里的“技艺”，指的是那些可以通过理性学习的自然科学门类，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数学。修完这些课程，就能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如果学生选神学，那么有三门课程可供选择，学生需修习其一：第一是经院神学，即托马斯·阿奎那教授的、利用理性来研究上帝天启之事实；第二是历史神学，即对教会的法令和经典律法作细致的考察；最后是对神圣文本（《圣经》）本身作逐字逐句的深入研究。 [9] 利玛窦修习的岁月里，罗耀拉的一条警训，即学生“要谨记老师所布置的”被严格地执行，耶稣会的导师都认同这一条。罗耀拉同时还力图在学校中引入一种挑战的氛围，他觉得学习必须和青少年特有的竞争本能结合在一起：“为了让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更明智的办法是把能力相当的人安排在一道，促使他们在从事圣职中相互砥砺和进步。” [10] 或许，利玛窦和他来自厄比诺的朋友帕肖内（Lelio Passionei）之间，正是这种“神圣的相互激励”关系在驱动，使他们在罗马学习期间，分别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记忆宫殿”体系。二十年后，利玛窦在中国时，又回想起了那段美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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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氏提到老师克拉维乌斯时，则给了他一个中文名字“丁先生”。这是个非常奇妙的双关语，和建造记忆宫殿时所使用的技巧有相似之处，以此克拉维乌斯的名字就变成了拉丁语的“clavus”或是英语的“nail”，而“nail”这个英语词翻译成中文时恰好就是“钉”。“丁” [36] 是中国文字中写法最为简单的字之一，几乎就像欧洲字母中的“T”一样容易辨别。中国人当然清楚这个字要比其他字容易写得多，所以他们会说一个蠢人“目不识丁”。这种说法，尽管非常讽刺，但看起来很适合当时的利玛窦，他正开始试着将西方的数学介绍给中国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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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认为，友谊，应该是超越钱财资助和其他物质考量的存在，它是条纽带，将两具毫不相干的肉身连接一心。在困境中，友谊方能显示它的珍贵——在顺境里友谊太容易维持，反而失去了它重要的意义。 [55] 利玛窦借用了塞内卡的想法，他并不为他去世的好友们感到遗憾惋惜，因为在他们生时他就已预见其死亡，而其死后仿佛依然鲜活。而西塞罗给利玛窦的教益是，一个人若不无时无刻全身心帮助朋友，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能算是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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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90年代后期，利玛窦找到了一套劝人皈依的办法，那就是发展私人关系和科学知识传播双管齐下。当然，利玛窦希望通过讨论严肃科学问题吸引优秀的中国学者入教，这一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利玛窦在中国最早结交的朋友里，有一位是瞿汝夔，尽管瞿氏最初与利玛窦接触，是因为他以为利玛窦身怀炼丹之术，但后来两人继续交往，瞿汝夔开始研习克拉维乌斯的《球体》，还为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作了些初步的工作。瞿汝夔在1605年皈依了天主教，他的这些几何学翻译，尽管只是颇为粗浅的尝试，却引起了中国南方一些颇具才华的数学家的注意。 [61] 1600年，上海学者徐光启进入了利玛窦的生活，这是否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促成，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徐光启皈依基督，于1604年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职位之后，欧氏几何学成为加深两人友谊的重要纽带。利、徐两人在整整一年里每日早晨会面，逐句逐行地研读克拉维乌斯对欧氏几何的注释本，直到最后修改完成了对整个前六卷的翻译，并在1607年出版。 [62] 这本杰出的译著转而又深深打动了一名叫李之藻的高官，他是因为仰慕利玛窦的制图术而与其结交的。李之藻与利玛窦就这种几何学的意义进行过几次长谈，两人还合作编写过几本数学著作，1610年，即利玛窦逝世前夕，李氏最终皈依了天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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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在传统儒家教条规范中浸润多年，但这并没有构成他们理解西方科学的阻碍。我们要强调，这些人各自最感兴趣的那几个领域——对瞿汝夔是化学，对李之藻是制图学，徐光启则是几何——不论是实验还是理论，在中国本土都已经有了长久而厚重的历史，成就卓著，虽然耶稣会士们很少提到这点。 [67] 利玛窦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当然包括新的材料，但还有新的视角，让他们能拿来评估自己已有的知识，另外，利氏还给他们带来一种目的意识，使他们相信，在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能重新找回中国传统中失落的东西。徐光启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序中就表达了这种意识，该译本是他根据利玛窦的口译作笔述并修饰成文的。徐写道，中国古代的王者和学人原本在数算、音乐和机械创制方面占有绝大的优势，但到了秦始皇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末期），焚书坑儒使这些技艺顿时失传，结果就是后世中国学者“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 。 [68] 李之藻在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所作序言中，更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在过去时代的伟大成就，他认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在元代便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即使是利玛窦的地图也没能详尽地展示历史上中国周边的那些朝贡国，利玛窦自己则记道，李之藻“整整花了一年”，仔细分析了他从事纬度计算背后所依据的数学原理，最终，李氏看到这些原理体现了东西海“不变之理”后，颇为满意，才建议利玛窦制作一张全新的、更大的地图，他亲自批准其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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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卡能牢记两千个按顺序排列的人名，或是两百行任意的诗句；狄奥迪克底（Theodectes）有能力对读过的诗句过目不忘；查马达斯（Charmadas）则熟记他到过的图书馆里所有书的全篇内容。 [80] 这都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来自古代西方的这些人物，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文人共享同样的美名：不必怀疑，利玛窦的士人朋友们肯定和他提起过东汉时期的祢衡，此人长途旅行归来，能记得所有过目的碑刻铭文；或是邢邵，他在读《汉书》五日之后便能整部记诵，而在雅集之时，在场所有人吟诵的诗篇他都能随后复述；还有唐代的卢庄道，阅书一遍后便能倒背如流。最令人惊叹的则是张安道，他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始终认为只要从头到尾读过一本书，“每个人”都能牢记于心，直到有一天别人好意地纠正了这想法。 [81] [82] 至少我们可以设想，通过利玛窦的这种基督教中介，儒家和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相互汇聚，是多么的有趣，在相似的场景下，记忆的手段却千变万化。如若以这些例子展开对话，那将是一种理想方式，“人”——相对于神力——的问题将会凸显出来，而人类行为中理性的地位也将得以分析。若果真如此，不论利玛窦还是他的中国友人们都会意识到，中西之间的相似是如此显著。如果按照普林尼所说，恺撒能够“同时下达命令和听取上报，一次能就不同的要事向手下口授四封传信，或者，如在空闲时，一次能口授七封信”，那么，隋朝的刘炫不也能同时听取和处理五份下属呈递的信报吗？ [83] 如果西庇阿（Lucius Scipio）能叫出任意一个罗马市民的名字，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认得雅典所有的公民，那苏颂在南京为官时期，不也将所有的记簿人丁牢记脑中么？苏氏还在传统的王朝正史基础上，自己创制了一套编年的“定位”体系。 [84] 相似的例证即便在各种商业和娱乐领域内也能找到。荷腾修斯（Hortensius）能记住拍卖场上每件物品、每次拍卖的价格，而陈谏则牢记他的账本上、他的织机产出的每一个细节。 [85] 斯凯沃拉（Scaevola）在他骑马回乡间家中的路上，能在脑海里重演他刚输掉的棋局中每一步走法，而王粲对围棋棋局有着同样惊人的记忆能力，即使他只是一个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