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认识与记忆

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在管理制度下，妇女必须履行繁复的登记手续，这使她们同本来所隶属的劳工阶级群体割裂开来，也使暗娼数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怀疑卖淫的理由随意滋扰全体劳工阶级妇女。[2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认为发放执照和体检有损妇女地位，因而反对进行管理的上层妇女改革家，对她们那些“失足姐妹们”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女性主义团体自以为是在打击对妇女的性剥削，同时也是在更广的层次上打击男权统治。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击卖淫的力度，许多妇女被迫地下卖淫；当她们受到警方骚扰时，就会向拉皮条人寻求保护，但这样做的代价更惨重，不但丢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权，甚至难保人身安全。
人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有关妓女的文章泾渭分明，有的专写高等妓女，有的专写下等妓女。但是上海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文章中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40年代几乎已完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人们论证说，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28]
这一阶段，报纸和通俗小说家开始对娼妓业中不那么享有优裕待遇、不大受到保护的部分投以更多的关注。关注对象的转移与另一种文字形式的兴起有关。当时揭露丑闻黑幕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读者群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揭丑文字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与不幸，例如讨饭、不讲公共卫生、虐待佣人、卖淫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29]在这一阶段，将权力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领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业。至少它们对涉及娼妓业边缘的现象，如将“良家妇女”卖入娼门或所谓危害公共秩序的马路拉客等，实行了监管。到了40年代，娼妓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30]泾渭分明。娼妓已被归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
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和经济机遇的变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数增加，也使人们对之更加恐慌。然而上层人士观念的变化，他们将妇女地位和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却创造出一种话语，它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这种话语甚至就用“妓女”这一现在最为通用的词指称这类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