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妓院规制

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5]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6]“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7]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8]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9]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10]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11]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佣。[12]（现在的读者应了解所谓“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来岁的女人。）成功的鸨母是这样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当之经营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纳巨额花捐，付得起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地租，并仍有盈余可在行内分配”。[13]
为了让有可能成为嫖客的人通晓内情，指南书很详细地勾勒出妓院的组织形式。20世纪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两类，一称“大场户”，另一类称“住家”。相比之下，大场户大一些，也比较复杂，但即便如此，它们一般顶多只有四个妓女。[14]开大场户的老鸨（有时是在妓院做女佣的几个合伙投资人，见本章稍后部分）会向男性房产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厢或楼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鸨给他送去一桌四样小菜，那么租约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转租他人，否则要退还定金，如果“老鸨厉害”，[15]还得搭上一大笔罚金。租房后，老鸨就当起了二房东，把房间出租给妓女，妓女吃饭、使唤佣人、使用房里的家具都要向老鸨交钱。电是老鸨管的，但规定妓女只能点多少灯头，有时超过规定数字，就向妓女多收费。老鸨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书的说法，老鸨给的家具总是那么难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购一点家具），还雇佣一个厨子，妓院要摆花酒，饭菜都是在公用的厨房里做的。1922年时，妓女据说每个月要为这些服务交纳60到70元。[16]在妓院摆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还给账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再作为份子钱分给妓女、佣人和老鸨。[17]
“住家”是小规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独立开设的，有一班常客，都是达官富豪。[18]名妓亲自动手，将住家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还带来她的贴身娘姨、仆人一干人给妓院做事。还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鸨管理，老鸨将房间包租给妓女，但（在20世纪10年代末之前）除了电话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务。虽说住家妓院比大场户的组织形式简单，但据说客人还是情愿来住家妓院，那样一来不必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种名堂的开销掏腰包，[19]二来从馆子里叫来的饭菜也好吃些。[20]
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每当有新的妓院开张，或有高等妓女转到别的妓家或是更换花名（见本章下面的讨论），都会在小报上登出消息。[21]1919年时，《晶报》连续登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报纸对此解释说，尽管上海的华阳德律风公司列了妓女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须去查很复杂又残缺不全的索引。[22]到1929年时，已有有心人专门编了一小本妓院电话号码簿，在妓院和香烟店里出售。[23]妓院也在报上做广告，给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2
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而是十分能干的女人。老鸨要想生意做得红火，最重要的决定莫过于聘请妓女了。一个已经有了名气的妓女将她的一帮熟客带过来，搞得好，还可以稳稳地靠她招徕更多的客人。一部1939年的指南书说，“先生既为妓院里的主要人物，则其色艺，自非有相当的程度，不足以号召狎客，尤须温柔和媚，应酬周到，才能使狎客拜倒于旗袍之下。”妓院为载誉的妓女争来夺去，把她们当作“钱树子”。[25]想将这样的红人搞来，不但财务上要安排周详，还要摆场面表示欢迎和尊重。老鸨聘用妓女的做法，同包办婚姻差不多：她找一个中人去同妓女的中人谈条件，两边的介绍人都要付费。[26]
按指南书的说法，妓女来到妓院时很讲究排场，妓院要举办仪式表示对她本人及其招财进宝能力的尊敬，她本人对于妓院的价值也在此时展露无遗。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不等她进屋谁也不许说话，屋里点着蜡烛，她进来后放下香把，从佣人手中接过香茗。这套礼节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则视作不吉祥，因为“接先生好比接财神”，有先生在，整个妓院就会生意兴隆。[27]当红的妓女接着就会展示自己对于妓院的价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们打好招呼，这时便邀约他们前来设宴，对她表示祝贺。[28]从妓院派车马去接妓女并放鞭炮迎接这点来看，妓女进妓院的规矩颇似新嫁娘进婆家；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并没有婚礼上那种新娘对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礼仪。这里要强调的是，妓院礼待妓女，将妓女当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将她作为家族的一名下属成员接纳进来。
妓女的聘期以“节”为度，一节约四个月左右，分别从阴历的三个节日算起：五月的端午节，八月的中秋节，阴历新年的春节。[29]这种安排使得为妓院带来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讨个更好的价钱，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时受到伤害。19世纪后期，高等妓女会用自己的钱参与对妓院的投资，挣来的钱自己能留下将近半数，其余的则归老鸨。[30]20世纪初，老鸨和妓女的钱财安排开始发生变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头钿”），一节度两三百元，一半预付，营业收入一概归老鸨所有。[31]聘金的另一半则每隔一段时间发放一次，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到节度完了时，妓女可有几类情况。做得出名的，别的妓院会派中人来说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别有所适。可要是妓女还欠着老鸨的饭钱房钱，那么节度到期时她就得将房间腾出来，让给新聘的妓女，迎接新来者照例又是热闹非凡。被抛弃的妓女不偿还欠债是不准离开妓院的；在这种情形下留在妓院叫做“落账房”，那是极丢脸面的事情。[32]跳槽到别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称作“调头”，因生病或挣不到钱被老鸨赶出妓院的妓女则叫“提轿”（与“踢脚”近音）。有一则笑话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说他一脸天真地问妓女打算何时“上轿”，不想却等于骂了人家。[33]
指南书和小报津津乐道于老鸨如何聘请载誉的名妓，在这两种文字体裁中较少见到有关典押或贩卖妇女、少女的隐晦安排。抵押典当是下等妓院（见第七章）里一种普通的安排，讲到上等妓女时较少提及。典押称作“包身体”或做“包账”，即将穷人家的女人包给妓院数年；另一种情况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养母同老鸨订立契约，基本内容是将女儿包给妓院一节度或一年。[34]
被卖的女人称“讨人”，归老鸨或“讨主”所有。买主目的明确，就是让她当先生。不管是拐卖的、被父母卖掉的，还是自己卖自己，她都无限期地属于老鸨或讨主。讨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或让年纪大点的佣人监督她。指南书和切口汇编很少谈到长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过提起买女人的讨主却会带着少有的轻蔑口气形容其如何凶狠。[35]包身的和卖绝的妓女在节度结束时都不会转到别处，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们为自己争得好一点的境遇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36]
高等妓院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同购买的做法密切相连，许多讨人就是老鸨从小买来养大的。[37]妓院里的女童并不都是卖绝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儿，“从生下来起，妓院就是她们的家。[38]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鸿章，但李从未认这个孙女（见第六章）。[39]至少被一种20世纪的资料引用过的一首诗（1876年）就表示了对这些女孩的同情：
鸨母骄人号本家，
黄金不惜买娇娃。
可怜十二三龄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40]
学当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鸨称作“养女”[41]或“小本家”[42]，有的史料说买来的女子“将鸨母当作母亲”。[43]一位回忆录作者评论说，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来跑去替客人上茶点烟。[44]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老鸨收买来的女孩做养女可省下聘金，况且得到了易管教、听使唤的姑娘。当老鸨认为哪个年轻女子养大了，可以接客了，就会收一笔开苞费，也算养育女孩的费用得到了一点补偿。[45]养女在妓院不拿工钱，就像铁匠铺子的男学徒一样；两者都在学会一门手艺，今日的训练为的是准备好来日挣钱。[46]但是讨人和学徒不一样，她们并非只是按契约在一段时期内当学徒。她们被认作亲属，这样即便没有掩盖却也模糊了她们终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方面她们与“童养媳”的地位更相似：“童养媳”从小过继给未来的夫家，于是夫家现在就可以使唤她们干活，又省了将来讨成年媳妇的开销。[47]
成年的妓女同老鸨之间也有这层家庭关系。许多成年的妓女称呼老鸨为母亲，史料中往往并不说明老鸨究竟是其生母、养母，抑或“姆妈”只是一种习惯上的客气称呼。例如，1924年时《晶报》刊登了一则“骚姆妈”的短文，写的是上海名妓宝琳的母亲，年纪已有38岁，却仍骚劲十足，像个二十几岁的女人。[48]骚姆妈有可能是宝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个妓女，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聘请了或许是过继了甚至是买下了宝琳，继续做她的生意。小报的闲话专栏有时会报道“姆妈”怎样对当先生的“女儿”管头管脚。一位“姆妈”对“女儿”歇了生意同另一个妓女去看戏大为不满，据说母女俩经常吵架。[49]这到底算是妈妈在管教不听话的女儿，还是老鸨逼雇来的妓女多干活，还是两者皆有？总之，家人的称呼使亲属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变得无法区分，抑或这套用语正指明了两者的联系。
老鸨对“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权力？情况可以说差别甚巨。虽说史料很少个别叙述老鸨的生涯，但仅从以上的片断可看出，老鸨既可急切地恳请名妓为之招徕生意，也会为营利目的而买女孩，训练并差遣使唤她们，像个苛求雇工的监工。家庭关系可能使后一层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如要用亲生亲养的标准看，老鸨姆妈与女儿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她们毕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责任义务、亲情联系，也有凌辱伤害，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使在“血亲”中也同样存在。[50]还有一个因素也会使老鸨与妓女的关系有所改善：老鸨买女孩是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女孩一味打骂，怎能期望日后得到丰厚回报。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呼吁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强调儿童在老鸨控制之下的悲惨处境。对这幅图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也许在高等妓院和别的妓院里，儿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许改革者发现利用儿童的境遇比较容易唤起公众的义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对生意安排有相当的控制权，所以不易用她们来组织发动公众。也许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坏蛋，而斥责鸨母比斥责嫖客容易些，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上海的上层人士。鸨母对妓女的生活显然有着重大的而且并非总是仁慈的影响。不过，将鸨母的权力绝对化，那是对妓院里的社会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兴趣、利益所在，而不说明当今历史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