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大屠杀与现代理性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大屠杀，思想界有两种流行理论：“变态论”和“仇恨论”（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而深重的仇恨）。两种论述都认为大屠杀是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但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止纳粹党徒，也有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他们在生活中也有人性的一面，具有爱心和同情心，甚至有高雅的品味，喜欢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喜欢歌德的文学作品。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杀人狂，所以鲍曼认为“变态论”说不通。
        欧洲歧视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是友善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犹太人就取得了合法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鲍曼清晰地展现了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知识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人人都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气，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工作，完成流程中微小的步骤。在这种流程中，人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甚至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大屠杀和现代性的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园艺文化”（整齐划一）。在这种观念下，犹太人就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根据当时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属于内部的外部人，对这个完美构想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流行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等优秀的民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个披上了可续理性的外衣。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语。
        鲍曼认为，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方向起作用，在受害者方向也起作用。在与苏联交战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反叛并不容易，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甚至在大屠杀中还有受害者的参与。
        鲍曼认为，这是一场有策略的，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运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计划，否则肯定会爆发大规模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纳粹给受害者提供选项，调整其中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如果能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好。正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情况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士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在鲍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屠杀的许多关键要素都蕴藏在现代理性之中。这场灾难，是现代理性如何变得与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