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权

人和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公共秩序。为什么人类需要政治权威来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呢？政治学有两个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如果资源充足，就不会出现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种种冲突，秩序很容易形成，也就无需政治权威保障秩序。第二个假设是“人性自利”。设想如果资源匮乏，但每个人都可以优先考虑别人的利益和需求，那社会也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资源匮乏和人性自私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这也意味着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首先要求一套公共的规则，经常体现为习俗或者法律；其次要求落实规则的执行力，而无论是规则的建立还是实施，都需要政治权威来执行。因为如果人们对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存有争议，或者对规则的理解阐释发生分歧，规则的实施会遇到障碍，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压倒性的权威来解决分歧、冲突和执行力的问题。这个权威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统治者，在一个特定的领地或者区域内实施统治。
那么，政治权威是从哪里来的？统治者凭什么来统治？直觉上最简单的答案是依靠暴力或者军事力量。几乎所有政权的统治者都掌握军队，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这个现象往往会让我们误以为暴力就是统治的一切。但实际上，暴力虽然是统治的一个要素，但统治并不等于暴力，比如说土匪、黑帮和强盗，这些暴力性的组织也有军事力量，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被称作政府？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政府的统治不仅仅依赖于暴力。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就是说，政府的强制力是唯一合法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警察实施的强制才有可能是合法的，个人才有服从的义务，而国家以外的暴力就是不合法的私刑。
所谓“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权威实施统治的根本依据。在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统治依赖于自然等级结构。那时候的统治者并不需要费力去解释自己统治的根本依据，只需要简单地宣称就够了，比如“君权神授”。
然而，经过17世纪以来几百年的转变之后，“神意”和“天道”被“祛魅”了，“自然”等级结构被瓦解。现代人将自己视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政治权威就必须解释其统治的根本依据，提出一套理由，并论证其合法性。统治和服从需要理由，这是现代政治权威的特殊性。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政治学家霍布斯、卢梭和洛克等提出来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都是为现代的政治却为提供依据理由的论证。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许多差异，但都分享了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都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天然的，而是派生的“人造之物”。第二，都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相反的。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主要政治形体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彼此不同，但都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主义特征，都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意识形态论述，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却都出现了各自的困境与危机，成为值得重视的“20世纪的教训”。
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