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古雅典的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也是个耐人寻味的概念。雅典时期的民主和近代的民主再到现代民主原来都可以说不是一回事。林肯说的人民组成的政府，由人民支配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也是三个概念。这里面的学问甚是多，不经过思考和学习，的确没什么资格说民主好，要发扬民主。会去做这样宣传的也只是因为读书少，只知道和民主相对的独裁政府罢了。
现今的西方，由人民支配的政府是通过代议制度，人民的支配间接的很，有限的很，为人民服务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专利。理论上，什么政制都可以为人民服务。当然，在实际上，i经过几百年个人主义，一切为己的熏陶，西方人对人，甚至对自己，都不大信任，因此对真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也只会半信半疑。这样的政治文化自然产生各怀鬼胎的政制。这就是如今所谓的自由民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之治中，统治者追求爱戴，也就是取宠，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可以维持权利。这也是今天西方政治的写照。这样的统治者一定会竭力，或答应竭力满足顾客和股东的需求。但这些是否就是人民的整体需要，真正需要，长远需要呢？林肯之言是美国最高贵的政治理想。但他的一句话也包含了西方的最基本性矛盾：在一个为自由服务的民主政制中，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怎样共存？
其实政治家为满足人民的需求而被选上台去统治，如若不然就会被推下来，这样的政制对我来说其实倒也很接近理想的民主了。至于作者所提出的老百姓所要的需求是不是长远的需求，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相比之下，一个哲学家君王要更好吧？
文章的后面也写的很深刻，基本上后半段全部都可以拿来摘抄。大概内容是作者讲到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是一种伪民主，实际上是被自由主义者拿来利用的工具。为了争取自身自由的权益，于是用民主做宣传来获取其他人的赞同和合作，来实现自己的自由的目的。这些自由包括：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生活方式自由，性自由等等。
因此，在这种伪民主体制下生发而来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是偏激而极端的。例如约翰 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1973年出版的美国规划再探索：互动式规划（Retracking America: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1987年的公共领域规划：从知识到行动（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还有约翰 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的面对权势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都是为民请命派的代表。也正如作者在前一章所说，为民请命是不考虑个人利益的非普世价值。所以他们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
他更把规划工作者形容为两面人（Janus-faced），一方面为改革行动者制造机会去实践改革，另一方面在当权者面前把改革理论塑成可接受的形象。他毫不讳言这本书提倡彻底改变社会。他要规划工作者做两面人：阴一套，阳一套。弗里德曼和福里斯特可说是规划理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毫无疑问地站在公民运动的前沿，但也暴露了公民社会运动的暗面与负面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意识形态与手法-采取进步或创新的姿态，以批判现今社会的不公去撩动某些人的不满，以民主口号去发动这些人参与政治，通过操纵信息和阳奉阴违去占领政治地盘，进而改革政治结构去获取政治权利。所有的为民请命派也不是真的要达到主流，他们批判主流的目的是树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已。
而对于中国，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很诱惑人的。作者也提到了美国左派右派的思想对全世界各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右派推行资本制度，自由竞争和资本全球化；左派推出为资本做缓冲的美式人权，妇解，环保和公运。
而关于城市规划的思想，这篇文章给出了真民主的实行办法：
真民主不一定是直接民主。就算是直接民主，规模也不一定是决定因素。诚然，现代社会确是规模大，但大规模是有许许多多小规模组成的。但看社会的空间结构，大规模的国省市是由小规模的区街道小区组成的。在这些小规模里，城市规划引发的利益冲突相当尖锐，一方面反映人民对特权与不公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建设真民主的可行性。政治意识与政治信息是公民参与的条件，而公民参与是建设真民主的基石。透明与公开的城市规划可能是个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