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的臭臭猫对《看见》的笔记(157)

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几乎不交谈，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信：“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细问，一年以后，才想起此事，短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感触？” 他回：“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 我有点不解：“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我采访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结论。” “姐，”宋写，“我问你，你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他妈说，他喜欢动物，不许她妈教训狗，狗死了难过了很久，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他害怕，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不知道真不真实，你相信么？” 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 我说：“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 短信断断续续，过一会儿才来：“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怕承担。” “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会儿，才写了两个字：“无奈。” “什么意思？” “他心里有愤怒，”他写，“所以他觉得，我不让你张嘴。” 我听着心里一凛：“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说得很坚决。 又停顿了一下。他说：“他在逼自己。”
 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到震颤，但没有切肤之感，我接触不到那个雨，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只能问他“什么意思”，他干脆打电话来了：“路上太冷，发短信折腾得很，我在路上走呢，这样说痛快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说：“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 “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对吗？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 “这个动作怎么了？” “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敌意，”他听出我想打断他，“我知道，她当然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是在问我，药家鑫会怎么想，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 我闭嘴：‘好，你说。” 他没有用“可能”“或许”这样的推断词语，直接说：“他觉得，你记住了车牌号，我爸妈知道了，就饶不了我，这对他是天大的事。” “出个车祸怎么算是天大的事？”我又忍不住了。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但是，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风里走路，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一开始认识时，他都无法与人对视，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 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 “因为我打不过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并没有伤害你？” “她向他们告我的状。” 我听到这，忽然寒意流过胸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从那以后，大人对我好点了，我是发泄出来了，但药家鑫没有。”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园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 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 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 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西，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