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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读 中国酒史
这部《中国酒史》是以五千年酿酒历史为脉络的研究专著,全书从上古时期的考古发掘开始探索,寻找酒的发明源头,然后沿着历史发展的渠道来解读中国酒的起因与变化过程,展示中国酒历史的丰厚内容与阶段成就。全书起自史前遗迹,时代下限截止为晚清,时间跨度长达五千年。书中分时段、分朝代解读了中国酒历史的发展走向和文化要素,分析了当时的产业规模,细查了当时的产业动作。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酒产品,笔者也不辞繁琐,逐项进行了产地、产源和产品属性的考究,尽可能地把中国酒的历史风貌完整地展示出来。引自 前言
《世本》卷一有言:“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 《战国策·魏策二》有言:“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 《艺文类聚》卷七二引《古史考》云:“禹时仪狄作酒。”又引魏王粲《酒赋》日:“帝女仪狄,旨酒是献。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辩其五齐,节其三事。” 《说文解字》七下《巾部》释“帚”字:“古者少康初做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同书十四下《酉部》释“酒”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七六引晋人江统《酒浩》云:“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 晋人陶潜《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序旧注云:“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 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相传,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后代谈及酒的发明,会把功劳记在她的身上。宋代司马光曾用“酒醴乃人功,后因仪狄成”的诗咏来肯定仪狄的作用。元初人赵文更有发自肺腑的倾诉:“前有一尊酒,有酒即无愁。吾评仪狄功,端与神禹侔。微禹吾其鱼,微狄吾其囚。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一位披带造酒光环的伟大女性,就是这样活跃在人们心里。引自 一、仪狄与杜康
如明人冯梦龙所编《挂枝儿》卷一载有《骂杜康》、《谢杜康》等俚曲,其中就释放着人们对杜康的酒祖感觉。如《谢杜康》这样吟唱:“杜康哥,我把你做恩人叫。亏杀你造下酒,成就了多少相交。三杯落肚其实妙,春兴亏你发,春愁亏你消。”像这样以杜康为线索的酒事评说举不胜举。鉴此,我们已经不必去认定杜康造酒的时代断限,只须透过酒文化的窗口来窥视这种古老的遗韵,即可感受酿酒源头的时空传递。引自 一、仪狄与杜康
然而,到了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出一组成套的酿酒用具,有沥酒漏缸、接酒盆、盛酒盆、盛贮发酵物品的大口尊,用实物向今人展示,远在4800余年前,我国古代东夷部族就已经发明了谷物酿酒,中国酿酒决不晚于这段时期。应该说,以考古中发现的酿酒器而不是盛酒器或饮酒器(这些酒器也可用来盛水饮水或盛饮其他饮料)来判断酿酒起源,最具说服力。探讨史前时代的酿酒,离不开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准确线索。引自 三、现代学者的研究
从物质本身的结构来看,易于酿酒的原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糖蜜类,一类是淀粉类。糖蜜类包括含糖果实、蜂蜜和含糖植物汁液,淀粉类主要包括谷物和薯类。另外,兽乳也能够酿酒。从发酵原理上看,酒的酿造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发酵酒类,属于天然酵母发酵,像含糖果实、蜂蜜、兽乳以及某些植物汁液这样的原料,可以产生天然酵母菌,从而使原料中的糖直接发酵成酒,不需要人为干预。如果实施人为干预,则是为了让单发酵酒升华到一种更高境界。 另一类是复式发酵酒类,主要使用谷物为原料,这类原料首先要水解为糖然后才能发酵成酒。要想完成复式发酵,就必须使用酒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酒曲”。从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酿酒主要使用谷物为原料,像糖蜜、兽乳和植物汁液这样可用于单发酵的原料在中原地区并不充足,因此,我国酿酒的始源应从谷物原料的使用开始。引自 一、酿酒原料与酒的类型
曲蘖起源于天然存在而完成于人工合成。麦谷经雨淋之后,或久藏迂湿之后,常常发霉,只要把霉谷捣烂作为培养基,曲霉菌就会在其中大量繁殖,从而制造出酒曲。 谷物在一定条件下即会发芽,发芽时其生物体会产生淀粉酶,作用于淀粉质,使部分淀粉自然转化成糖,这时的谷芽已经是一种含糖量少的酿酒原料了。古代西方人造酒常以此为原料。如果此时把谷芽捣烂,将其作为培养基,便能促进霉菌和酵母的繁殖,这就制成了蘖。曲蘖的发明为中国谷物发酵酿酒提供了转化条件。 2.曲和蘖,酒和醴 我国早期文献对曲蘖已有记载并作出相应的解释。如《尚书·说命下》有云:“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礼记·月令》在谈及酿酒条件时曾强调:“秫稻必齐,曲蘖必时。”许慎《说文解字·米部》载有“麴”的古字和“檗”字,释云:“麴,酒母也”;“檗,牙米也”。麴,后来亦写“粬”、“麯”,即现代简化字“酒曲”之“曲”。檗,后来写作“蘖”。《玉篇·麦部》载:“麴,米麦蘖总名。”又载“麯,俗麴字”。《集韵·屋韵》释“麯”:“或作粬。”刘熙《释名·释饮食》载:“蘖,缺也;渍麦覆之,使生芽开缺也。”于上可知,古人都认为曲蘖是由两种不同培养基而制成的原始酒母。 就谷物酿酒而言,用曲酿造和用蘖酿造,将会产生两种不同浓度(指酒度和糖度)的酒。曲的发酵力强,能使淀粉糖化后充分酒化,而檗的发酵力弱,虽能使淀粉充分糖化,但酒化程度不高。因此,在先秦时代,人们通常把用曲酿出的酒称作“酒”,而将用蘖酿出的酒称为“醴”。当然,古人有时也将酒醴并称为“酒”。引自 二、发酵方式与酒的生成
据此可言,单凭一件器物,还不足以确证其属于酒器,更不足以说明酿酒出现。要想准确判断中国酿酒起源年代,必须寻找到成套组合的酿酒器具。可喜的是,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墓17”中出土了一组成套的酿酒器具③,计有大口尊、沥酒漏缸、接酒盆、盛酒瓮等实物,这是我国史前考古中首次发现的成套酿酒用具。 古代酿酒一般在缸形器内发酵,这种缸形器或叫“大口尊”。“墓17”出土的大口尊系真砂粗质陶,通高50厘米,口径43厘米,胎壁厚重。该器腹下部与腹上部颜色明显不同,上腹部色深黑,下腹部灰中泛白,似乎与穴埋有关。古人酿酒常将缸形器全埋或半埋于穴中,目的在于保持发酵期间的恒温状态。这件大口尊出土时内壁有水锈样沉淀物,还没有人拿去鉴定是否属于酒液残渣,但就直观效果来看,这件大口尊盛过液体,并有沉淀物。于此推测这件大口尊用于发酵酿酒,当可成立。 “墓17”发现的成套器具,其关键在于那件沥酒漏缸。漏缸系夹粗砂褐陶质,通高42厘米,口径57厘米,直壁,平底,底部径51厘米。让人兴奋的是,缸的底部中间有大圆形镂孔一个,孔径10厘米,因而命名此缸为“漏缸”。古人酿酒,采用过各种各样的滤酒方法,以便让酝酿后的酒液与糟体分离,其中渗漏法的使用年限最为久远。“墓17”的这件沥酒漏缸就是一种滤酒器具。在使用时,滤酒者会在缸内放上一层过滤网(或用竹篾编成),然后把大口尊里的发酵液体倒入漏缸,让其渗漏,这样,酒液滤入接酒盆内,酒糟依然保留在漏缸内。 在“墓17”中,与大口尊、沥酒漏缸同时放置的还有盆和瓮,这自然就是接酒盆和盛酒瓮了。如此四组一套,正好反映了中国谷物酿酒的工艺流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口尊上刻有一幅图案。据王树明先生鉴识,图案刻画的是沥酒缸与接酒盆,两侧为禾叶摹画,这更加证实了莒县大陵河“墓17”中出土的成套器具为酿酒器具。这充分表明,4800年前的莒县先民已经学会了酿酒,并对酿酒有了艺术思维。 据上可说,中国酿酒有证据的起源年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引自 第三节 酿酒器具与信息传递
商代青铜酒器大体可分为酿酒器、贮酒器、盛酒器、送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六大类型,但同一酒器也可以兼有两种以上用途。一般来说,尊、罍原为酿酒器,人们通常把酒醅放在这类酒器中直接酵酿,但商人大多用尊、罍来贮酒,是为贮酒器。壶、卣是送酒器,同时也可以盛酒。彝、瓿、觥为盛酒器,但觥亦可直接用来饮酒,也算是饮酒器。盉、斝为温酒器,亦可用来调酒。觚、觯为饮酒器。至于爵的用途,人们还一直在争论。引自 三、商代的酒器文化
秦汉时代的聚会饮酒有一定的礼仪要求。首先,人们要按照规矩入席,《韩诗外传》所云:“饮之礼,跣而上,坐之宴。”即指入席要脱鞋。秦汉之人采用席地而坐的方式,那时尚没有桌椅。通常一人一席。“席”是一种坐具,直接铺在地面上。讲究的地方大多设有“筵”和“席”两层坐具。筵是用蒲草或苇子等粗材料编织成的坐具,面积较大;席是用细材料编成的坐具,面积稍小。主人先把筵铺在地上,再根据客人的不同身份加席。席加得越多,则代表身份越高贵。引自 第三章 酒气弥漫——淳朴的秦汉酒文化
秦汉人士格外重视席位和座次,有上坐、下坐、陪坐之分。如《汉书》卷一上《高帝纪》记载,单父人吕公设酒,“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这时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普通人,因受吕公器重,才得以位列上坐。按照当时的规矩,面向东者为上坐。古人以东向为尊,以此为标准而分出四等座次。如果在室内饮酒,便在西墙前铺席,坐在席上而面向东的人占据着最尊贵的位置,称之为“东向坐”;其次是在北墙前铺席,面向南而坐;再次是南墙前铺席,面北而坐;最低卑的位置自然是设在东墙而面朝西的席位了。汉朝人入席不分主客,只讲究身份等级,东向坐者即是本次酒会的最尊贵者。在每一个级别的席位上可以并排坐几个人,但如果某人的身份独特,没有同等级别的人出席,那么,他就要一个人占有一行的席位,其他行列的席位再挤,也不与此人同列。引自 第三章 酒气弥漫——淳朴的秦汉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