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drick Z对《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的笔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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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年土耳其的“三雄”之首恩维尔在德国的时候，他曾经接触了德国东方学界的一些人物，了解了他们当中的泛突厥主义、土兰主义的思想，正是这些人建议奥斯曼帝国利用泛突厥主义的外交政策来牵制俄国。

嗯于是1922年恩维尔在中亚被红军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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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在西方传播的一种观点是：土耳其人起源自特洛伊人，关于西方古代历史观对特洛伊起源的看法，盖尔科尔概括地说：“特洛伊人的起源——在古代历史观点中也这样说：与罗马人有血缘关系，罗马人的起源归因于特洛伊人。整个中世纪，对于很多种族部落和城市，特别对于法兰克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还有英国人来说，特洛伊起源是特殊威望的标志。”盖尔科尔接着说，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这样的血缘划分结果，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土耳其人也一度属于其中——尽管这种划分本身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共同体的划分是以区分自我及其对立体（“他者”）为条件的。在古典时代即已形成了欧洲传统的核心。根据盖尔科尔的说法，当一个新形成的欧洲在建构自我之时，它一方面要不断地回溯到古典传统，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自身的对立体的存在。“这个对立体对于被置于外部的传统具有决定意义，比如古代东方的传统，包括犹太主义的传统，从欧洲-西方的自我理解中被排除。”盖尔科尔把这种划分追溯到古典时代：希罗多德赋予了希腊人特定意义，还把希腊与波斯的战争理解为“两个世界之间异乎寻常的广泛性原则的冲突”，即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不同原则的撞击——自由与专制、法律与独裁、节制与傲慢。对15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土耳其人成为古代波斯人的“对称物”：

……

在上述情况下，西方人把土耳其人描绘成古典时期的野蛮人形象。这样，在把土耳其人作为野蛮人排除的背景下，形成了欧洲的文明，即一种“建立抵御邪恶的同一性”。在欧洲文明的自我形象中，土耳其等因素作为异类被排除在外，这是欧洲人的“有意识的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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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奥斯曼帝国的继续衰败，统治精英提出过多种政治方案：西方化、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这些主张在帝国晚期的不同时候交织并行。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从奥斯曼主义走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过程。具体地说，随着现实情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情况下，还想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完整已经无异于痴人说梦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被迫放弃已逝的帝国梦幻，沿着其他已独立民族之足迹，启动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进程，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走向民族自决。但这个恰如分娩一般的转变过程又何其艰难痛苦！

“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说得真好。这是近代所有多民族帝国共同的悲剧吧，土耳其也算是有幸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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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储拉在1904年时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时政策论——《三种政策》……阿克储拉是从俄国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他一度醉心于鼓吹泛突厥主义……他以时间顺序总结和梳理了“三种政策”次第演进的过程，说苏丹哈米德二世拒斥了奥斯曼主义，转向了泛伊斯兰主义，而到20世纪初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失败了，只有土耳其主义（在阿克储拉的意义上就是泛突厥主义）还是一个潜在的、可能的选项。

阿克储拉为粉饰和鼓吹自己的泛突厥主义政治主张，把“三种政策”说成是相互排斥的，并暗示这些主张的内容是稳定不变的，阿氏的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客观史实。阿列尔·萨尔兹曼曾指出，哈米德二世并没有抛弃奥斯曼主义，而是根据帝国人口比例的急剧变化，重新解释了奥斯曼主义，使之符合了新的现实：随着巴尔干省份的丧失，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绝对多数了，这样，力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多元主义就没那么重要了。根据凯末尔·卡尔帕特的说法，创造一个“奥斯曼-穆斯林民族”就成为哈米德统治后半期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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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而言，它的目标是通过改革米勒以阻止非穆斯林分裂的倾向，使广大非穆斯林通过参与世俗事务，以培养对奥斯曼国家的认同感。另外，它还想以此消除外国列强用宗教事务干涉帝国内政的借口。事实证明，奥斯曼改革精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他们昧于时务，不晓得米勒制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无论在它内部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只要米勒仍然存在，它就会强化族裔-宗教差异；他们天真地以为通过世俗化限制了教士阶层的权力，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就能够取消非穆斯林因为宗教差异而产生的分裂情绪，却不知道民族分裂倾向并非全由宗教问题而引起，种族/民族意识同样重要，大量地向非穆斯林教区引进世俗教育，正加速了世俗民族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改革前的主教和教士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还是愿意拥护奥斯曼国家的，而帝国政府却把他们当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

这段精辟。虽然关系不大不过还是联想到民国时期也官方也流行过认为回族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这样的观点并引发过回民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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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就拥有了两个头衔——苏丹与哈里发。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少启用哈里发的头衔，因为，对于16世纪军事强大的奥斯曼人来说，这个头衔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但在近代基督教列国的压力下，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其自身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实行泛伊斯兰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奥斯曼帝国以哈里发制为核心是对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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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周边来看，俄罗斯在中亚扩展势力，印度、北非相继成为欧洲的殖民地，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就成了穆斯林世界中所剩下的唯一一个最大的统治者了，而且苏丹还自称哈里发，正是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其他各地的穆斯林把目光投向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这种动向的一个表现就是，在1882年以前鼓吹“埃及人的埃及”的那些埃及民族主义者，现在却日益转向认同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希望借助于彼此之间的宗教纽带再次团结起来，以抵御英国人对埃及的占领。

当然，刺激奥斯曼人动用哈里发这一工具的还有别的因素。18世纪末，名义上还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主义运动，这对帝国提出了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挑战……在19世纪早期，瓦哈比运动攫取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己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皇帝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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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帝国境内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是最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首先发生于帝国的非穆斯林群体中，然后出现在阿尔巴尼亚人与阿拉伯人中，最后才是土耳其人。当帝国境内不同民族都已经渐渐独立，剩下的帝国境内的土耳其人也就别无选择了——只好考虑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也正是后来的凯末尔党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土耳其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对此提出了解释：“奥斯曼国家是由土耳其人自己创造的。（对土耳其人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民族（nation de fait），而民族主义理想鼓吹的是建立在主观意志基础上的民族（nation de volonté）。从直觉上我们就能理解，土耳其人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以理想来牺牲现实的。因此，土耳其思想家当时信仰的不是土耳其主义而是奥斯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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