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的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引自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
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引自 不要活在新闻里
-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引自 地图知识分子
-
你可以要求别人爱护公物，但不能让别人都去崇拜这头牛。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骑上华尔街牛的时候特别可爱。他们不只是爬上了牛背，而且在那一刻还让那头牛复活了。我甚至看到他们骑着牛从拜物教的金街走到熙熙攘攘的生活里去了。只可惜那些游客觉悟不高，没捎上一根笛子，否则便是一幅“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国画了。引自 背着国家去旅行
-
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因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引自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
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难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引自 屋顶上的矿难
-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唐福珍是被怂恿的“烈士”。我只是强调社会舆论在这方面不要鼓励大家去做牺牲，以自残明志，以悲情为旗。我的基本看法是，媒体可以不遗余力鼓励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要高标自杀、自残在救济社会方面的意义。
有网友善意地反驳，“这并不妨碍我们给予唐福珍们所应得的尊敬和感谢啊！”尊敬我是认同的，对于任何一个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人，都应该尊重。问题在于，你怎么好意思对唐福珍道谢？唐福珍是想舍生取义以死废除拆迁条例么？她的家还在么？谁都知道，她不过是想守住家园活下去，我们却要不断在她身上赋予意义，证明她“死得其所”，死得“重如泰山”，这不荒谬么？
身处同一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公民责任，谁也不要鼓励或者赞美他人多做牺牲，鼓励他人以血肉之躯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使这在客观上会推动社会进步。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手指也不过十根。所以我说，如果需要在拆迁条例死掉与唐福珍活下来之间做择，我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在一个死人身上追求社会进步是可耻的；一切建立在这之上的进步也是可耻的；自己无所作为而高歌他人牺牲是可耻的。引自 屋顶上的矿难
-
法治政府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其更重要的一环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权力部门“所依何法”及“如何依法”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査。引自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
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引自 救故乡，救公共精神
-
论经济，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圆明园再有价值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甚至是一个负数，因为圆明园里有农民的血汗钱，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日夜与之相伴的土地与房屋，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论情感，一个人热爱生养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不在于你有多大成就，而在于你在那里度过了流金岁月，你还可能回来，因为那是安顿灵魂的所在。引自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