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最后，我愿意再解释一下《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中所说的“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基本上只是一部意识形态史”的含义。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之中，传统经学、史学、理学在西学挑战下逐渐转化，也逐渐式微。所谓“国学”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多数研究“国学”的人或是出于历史的兴趣，或是出于批判的兴趣（即暴露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而且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有些人从维护旧秩序的愿望出发，援引经典以加强自己的信仰，也不能算严格的国学研究（杰出的例外当然是存在的，但并未能成为主流）。这样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便不免在所谓“研究”过程中意识形态化了。旧学如此，西方传来的新学也不例外。部分地由于求用之心太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勇于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却往往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梁启超自承他在日本介绍西学时，是才读了“性本善”便说“人之初”，而“性相近”以下则尚未寓目。这种情况在五四以后也未见得有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在“致用”心理的驱使之下，许多人把自己尚不清楚的西方学说当作“天经地义”的“西方真理”来宣扬，至于这些西方学说背后有些什么学统和思统上的根据则已无暇顾及，甚至对于所宣扬的西方思想家本身的著作也未必下过深入的研究功夫。所以西方的种种学术思想在中国也都一一化为意识形态了。当然，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内忧外患，学术研究的条件非常不利，因此我们也不宜苛责知识分子，但问题在于这种逐流而不探源的作风似乎已在学界形成一种传统，这便大可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