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经线

好懒啊好懒啊好不想敲笔记上去啊。

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会有，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

要这样看的话，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不会早于19世纪，我在英国人在1836年写的书中看到一个江苏的学子并不将广东视为清朝的一部分，我想那时候是没什么共同记忆的。作者也有说黄帝被视为人文始祖是20世纪的事了，而清朝中国的现代化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样说的话，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扯得没边儿了，问问两百年前的清朝人就知道了。如果今天外蒙还在中国的话还可以宣称外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只是这事永远不成滴。外蒙是公投出去的，克里米亚也公投出去了，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界定到底在哪里？我得承认这事我想不懂，但我知道没有哪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允许自己的地区公投独立或转向其他国家，同样地要独立出去的地方也只能在中央政府虚弱时才有机会。 5.15 前两天看了葛剑雄的书，讲炎黄都是传说人物。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不可能是炎黄的后裔啦，比如俄罗斯族。突然想到一个东东，即沙俄对清朝领土的蚕食与俄人向清朝领土的移民是互相配合的。 过去的媳妇都不是给自己娶的而是给爸妈娶的，嫁过去是要伺候公婆的。我奶奶就是这样。奶奶五四年成婚时十八岁，婚后十几天爷爷就去兰州找工作去了，她嫁去第二年我太太生了一个男孩，她伺候月婆，不过那个小婴儿没出月就死了，过去小孩的死亡率高的吓人，太太生了十一个孩子只有六个活到成年。六零年饥荒我爷爷的傻弟弟吃萝卜太多疼了一夜撑死了，同时爷爷奶奶一直长期分居，爷爷在外打工，奶奶在家照顾公婆和四个小姑。直到我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我妈的哥哥在八岁时患脑膜炎死掉了，我奶奶被允许带着我妈从村里出来，到了兰州。奶奶现在早就是婆婆了，中国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如书中说，现代化把这个锁链从都市化的中国人身上切断，希望这个加害与被害的弧线越来越淡，有一天消失至无。

民族主义从天下主义分娩出来的阵痛非儒教文明所独有，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胚胎也是从基督教世界之腹部妊娠，后又寄生于启蒙运动世俗化的普遍主义理念中。如果说康有为的“太平”是靠情感关切的普及于天下来实现，康德的策略则在树立一个超越的权利或法律理念。——孙隆基 p6

中国家庭要求个人遵守孝道，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底下，因此个人申张性无从建立，反而，它以“俯首听命于权威性父亲的诸般残忍”来建立自尊，养成一种“道德被虐狂”，亦即只有在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时候，方能满足一己的自恋、自大与优越感。换言之，面临于他人利益冲突的场合，中国式个体无法发挥一己之攻击性，因为它不懂得自我调节，任何对抗性场景都会引起焦虑，到了发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失控的撕破脸地步。于是，他只好忍让，亦即不保卫自己，反而期待对方不发动攻击，但如果对方不就范，中国式个体既然已把攻击性导向内，心里就会出现愤恨，把发挥正常攻击性、控制了情况的对方说成是加害者，比自己在道德上低一等。 对自己的命运不掌握，反而责怪已放手拱让了控制权的对方，怪他没能猜度己方意思把情况控制好，反而是控制成对己方不利，同时，又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万能与道德上的优越——凡此种种，都有熟悉的感觉，是否乃鲁迅所指的“阿Q精神”？

中国人个性不成熟，独立自主、不为威权所慑、不为人情所绊的“人”还没有出现，以上所描述的典型耍赖的儿童，自己不主动控制事态，蛮不讲理地要求对方做到，倘若对方不能令自己满意，明则万般忍让，暗则心生怨恨。表面上一团和气，好像很和谐的样子，实际上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只是被积压在一边，暂不发作而已，久而久之，越积越深。其产生的虚伪和权谋，使得个性不成熟的中国人又显得过于“成熟”，圆滑老练，与之相比，特立独行的西方人，才显得天真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