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十九讲

《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山 新儒家。

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它是从尧舜禹汤的声望传统发展而来的德性的学问，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的。有德性的领袖才有天命。

诸子指的是思想家、哲学家。百家指的是《周礼》里面那些具有专门知识的“官”和“官”下面的人。

儒家的仁，是一种内心标准，不是科学定义，孔子从你心安不安来说仁的观念，是要我们培养如何我们的心不麻木，不要没有感觉。

道家的自然，是去掉了虚伪和做作的精神，独立的超越境界，只有无为，才能接近自然，接近道。

佛教的“缘起性空”是由“空”来看因果律，正是要说明世界不可理解。

西方哲学是为实有而奋斗，佛教则是为去掉实有而奋斗。

读这本书读到迄今为止我最烧脑的部分，但是道家的玄妙读来总有种让人着迷的气质。 关于有和无 中国的道家也讲无和有，西方哲学也讲虚无与存在。我们都知道东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因为我们看待世界的“孔”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察”的世界才有如此大的差异。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所生发出来的这一通孔的主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生发出来的主题是自然。这就成就了这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看待有和无。同时读到这章和Jim Holt的《世界为何存在》的时候，内心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却很难找到一孔去梳理大脑中那一瞬间的小爆炸。 于是就从这有无开始吧。 关于有无，道德经里开篇就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看，中国人也是讲有无的，只是这有无不是像西方人所说的那个存在与虚无。读《世界为什么存在》的时候，作者费老大劲去让人思考虚无，概念化虚无，通过虚无去指涉存在，于是探讨到上帝、宇宙。也许这就是西方和东方文化上最根本的差别吧，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当道家谈及“无”时，我并没有像读《世》那样费劲巴哈的顺着作者思路去思考，一切都理所当然的被我吸收了，道德经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概括了所有，却又让人回味无穷。 两者虽然都在探讨有和无，却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西方的哲学喜欢对象化的探讨。就像《世》里面的逻辑一样，当我们要讨论存在时，就会想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就会想到虚无，就会想什么是我们不曾经验过的虚无，虚无之谜是否真的存在，虚无之外是否还有宇宙、上帝。当我们踏上这样一条道路时，或许我们已经从另一孔上开始去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了。这个世界是对象的、知识的。而道德经里面并没有这样，无有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无生有，有生万物，万物皆无。这就是道德经给读者画的一个循环。而这个世界是实践的内化的或者说审美的。以前读道德经时，最不理解的就是这个“众妙之门”，今天突然发现这个众妙之门其实开在这个无限循环中。就好比《世》里面的那个我觉得最接近于“道”的数学公式“0=1-1” 有了它，才有了天地万物，不生之生。在道德经里，作者没有去讨论世界为什么存在，也没有讨论什么是虚无。而用另一套思维模式去探讨有无，这种办法中国人最擅长不过了，就是辩证，而这辩证思路读来又不像西方辩证法那样干涩生硬，一切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无就是一，最纯粹的普遍性，它没有指向，当它的一端生出方向时便是有，有生万物，而万物道理皆归于无。这就是道德经在整部书里为我们解答的世界为什么存在，它不可琢磨不可言说，存在于有无的动态关系之中。他是从生说起的道，面向的是生命。而《世》探讨的存在，是从对象说起的因果，面向的是自然。不同的探讨方式透露着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看法与哲学。这就是文化最美妙的地方。虽然都是探讨同样的命题，却生出了不同的文化与生命。 读到这里开了个脑洞，想到了机器人。或许有一天AI会很发达，他可能会消灭人类，却永远取代不了人类这一物种。人类是从我们历史中生发出来的，我们从我们的眼中去理解世界和生命，去孕育了文化，而机器或许永远也生不出这样的智慧，或许有，但那也是另一种文明。

魏晋时代出现的特殊人物是「名士」（注三）。先秦时代的主要人物是诸子百家，魏晋时代的特殊人物是名士，宋明儒者则被称为理学家，佛教中的主要人物则是僧侣、和尚。各时代主要人物的名称各有不同，都是顺其所讲的学问而规定的。 名士代表很特殊的一格，表现时代中的创造性，也很有趣味。在那个时代一定要出现这种人，因此名士也有真实性，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人了。虽然那些名士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一种性格不是可以学得来的。 什么是名士呢？概括地而且就其发展至的主要姿态而言，首先，名士要会清谈。清谈并不是随意闲聊，而是有一定的内容的，即谈老、庄、易三玄。清谈的方式也有一定，并不是以研究学问的态度、学究的方式谈，用当时的词语说，是以「谈言微中」的方式谈。「谈言微中」是指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得很中肯、很漂亮。清谈还有一定的姿态，名士清谈时大多喜欢执一秉尘尾（拂尘），这是讲究美的姿态与情调。由姿态还引申为后来所谓言谈吐属的高雅与否。言谈无味、面目可憎是名士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他们也讲究美姿容，就是讲究美。清谈的内容、方式与谈时的姿态能合此标准、才能算是名士。 「名士」在当时尤其至东晋时为然，是个价值标准，有资格作名士的人才算是当时的贵族，也才能作为和当时的贵族交往与通婚的对象。不过名士只是个人的情调，是个人在社会上代表身份地位的价值标准。在那些名士的家庭中，家规、家风仍然严格地遵守儒家的礼教。如是这里就有个冲突：儒家的礼教以修身为基础，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注四），但他自己不修身，如何能教他的家人修身呢？由此可知这些严格的家规、门风所遵守的，只是外在的礼俗，并不是儒家礼教的精神，即只遵守了礼制的文貌，而没有礼制的精神，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寄托于名士。这在根本上是个冲突，是个生命上的矛盾，但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从魏晋时代起，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另一个新的观念，即所谓的「门第」，门第就代表贵族。这观念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后来唐太宗贵为皇帝，仍不免在当时几个大家族的面前感觉自卑。在魏晋以前没有门第的观念。汉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用士是采取选举征辟的制度；魏晋时代天下乱了，因此改用九品中正，再由此逐渐演变出「门第」的观念，而形成新贵族。门第代表价值标准，名士、清谈也都代表一种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