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超真实、内爆

应当说，哈贝马斯虽然系统地论述了公共领域兴衰的过程，但他无法通过他本人所提出的几点建议来重建公共领域，知道后来他提出交往行动理论，才算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构成哈贝马斯批判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以”交往“为核心的一整套理论设想，《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正是这个设想高度凝缩、精炼和概括的表述”。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框架基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然而理论的渊源却始于60年代的公共领域理论。与公共领域理论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视野更为宽广，交往理论不仅限于公共领域，而且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涉及到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甚至利用它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由于论题所涉及对象的变化，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基础的传播学。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是普通语义学，这里将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论述。在此之前，需要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交往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做一说明。 一、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 正如前一节所介绍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种种矛盾使它基本上失去其批判功能。这些矛盾有：（1）公共领域平等性的矛盾。原则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想一切人开放，无论参与讨论着的身份和地位如何，但在实际上它却表现出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指进入公共领域必须以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为条件，这意味着公共领域只是一部上层市民的特权，无产者和其他阶层则被排出在外，然而，这种部分人的公共性却因此获得了普遍的公共性的外在形式；（2）公共领域原则阿訇其批判作用，它本身却建立起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但是在公共性原则的帮助下，它本身却建立起一种政治制度，这就是说他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统治。此外，在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公共性已经虚伪化，公共领域已经为金钱和权力这两种媒介所控制，实际上已经沦为了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展示的舞台。针对公共领域的病态，哈贝马斯却并未失掉挽救的信心，并且开出了诸如官僚决策的最小化等一系列药房。然而，对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实现形式，哈贝马斯多是语焉不详。正因为此，哈贝马斯的重建思想的公共领域思想也招致了人们更多的怀疑。在该书的1990 年新版的序言中，哈贝马斯不得不对他的理论做出了几点修正。这几点是：（1）在社会福利国家中，私人自律不应再建立在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而应依赖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保证，从而以新的私人自律取代原来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私人自律，以此恢复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哈贝马斯原以为把民主控制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过程中就可能做到这点，（2）就大众文化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修正。哈贝马斯申辩道，由于在写作该书时，关于选举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刚刚开始，且自己又受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影响，对“从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的论证过于简略，“过分消极地判断了大众的一直能力和批判潜能。（3）对组织内部的批判性进一步做了解释。哈贝马斯原来认为，恢复公共领域的批判，必须在组织和政党内部推行批判的公共性，然而，哈贝马斯却无法回答克服利益多元化的冲突问题。现在哈贝马斯认为，组织内部的批判公共性取决于蕴藏着理性潜能的人们日常交往实践。 哈贝马斯的最后一点修正实质是把交往行动理论作为重建理想的公共领域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哈贝马斯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或者说，是如何找到这个答案的？在此，先暂且不论这种变化是否合理，因为它涉及对交往理论的评价问题。 盛晓明先生认为，哈贝马斯从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中得到了启发，语言游戏说把研究的出发点直接定位在主体间性，而无需像公共领域理论那样，还要为之寻找前提，而前提却又包含着矛盾之处。在语言游戏界面上，主体间性本身就是一个子明的出发点，人们一开始就处于语言交往的过程中了，并且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交往情境的制约。这样，公共领域问题只有放到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才是可能理解的，而不必追问公共领域是如何由私人组成的问题，也不必受公共领域两个矛盾的前提所困扰。根据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所谓的”私人语言“”私人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从私人性出发来构建公共性，只有从主体间性出发，才能理解每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 实际上，这种从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涉及到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问题。第一代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均是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以主客关系为论题，”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对世界的能动的认知功能。公共领域的实质在于如何取得一致，在意识哲学中，所谓一致就是主体与客体相符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判断标准，“因为”实在“乃是主体意识的超越物，它与主体意识、与主体语言陈述的是完全不可等同、不可化约的二元，它们的相符无法得到证明”。其次，对同一世界，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认识、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陈述，“从而没有一种主体间可检验的、完全同一的关于真实、真理的检验标准”。因此，公共领域所面临的难题无法在意识哲学基础上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通过相互作用——交往行动，这时主体才可能真正达成一致，而交往行动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这样，哈贝马斯就从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论转到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 二、普通语用学 普通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然而，哈贝马斯的语用学既不同于拘泥于句法-语义研究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学，也不同于乔姆斯基的深层语法构造模式理论，哈贝马斯的语用学继承了奥斯丁-赛尔言语行动理论的语用学分析模式，同时也不同于一般的语用学，它主要研究表达而不是研究语句。 什么是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言谈与行为主体以达到理解为意向而进行的活动，其间，为了经过认同来协调其行为，行为者们寻求着达到对行动境况及其行动计划的理解。这就是说，交往是由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按规范进行，这些规范又决定双方的行为，且为至少两个主体所承认和理解。正因为交往以语言为中介，所以语言学成了哈贝马斯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逻辑经验主义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关注的不是语法和句法，而是他的实际应用，即语用学，但是哈贝马斯有不限于一般的语用学，他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交往关系。 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哈贝马斯指出：“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他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这个说法，因为我把达到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做最根本的东西。”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过程中，任何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个普遍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可以被验证（或者实现），这些要求包括：（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它自然成为可理解的；（4）达到与另外一个人的默契。这就是说，首先，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其次，言说者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相互分享说者的话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本身是正确的一个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在以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哈贝马斯同时指出，一个交往行为只有在参与者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都能得到兑现的情况下才能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 这样，语法性语句、真实的陈述、真诚意向表达以及正确的话语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就成为理解的先决条件。这里的理解包含了几层意义，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上，两个主体之间的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的参与者能够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到理解，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这四个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除第一个涉及到语言本身外，其他三个分别对应于三个不同的世界，真实性要求对应于客观世界，正确性要求对应于社会世界，真诚性要求对应于内心世界，这样一个言说者在言说中指涉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而同时指涉三个世界。交往活动则同时和三个世界发生联系。当然，在不同的交往类型中，三种有效性要求时不同的，例如在语言认知或运用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居于首要地位；而在语言的相互作用中，人际关系的正确性则居于主导地位；在语言的情感表达中，言说者的真诚性居首要地位。但是，对于要达成理解和意见一致来说，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有效性要求，“如果一个听众接受一种论断的真实性，或者哈贝马斯的表达的规范性，那么一种意见一致的情况就不可能产生；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如果一个听众接受一种命令的规范适用性，但却不相信所表达意向的真实性，或者怀疑所命令的可行性。” 在这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所谓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简而言之，是指任何一个言语行为（亦即话语）都包含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言表意，另一部分是以言行事。前者是指语义学 上的内容，后者是指语用学上的内容，涉及到了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以言行事”和“陈述性的”是极为独立的，我们能够在保持一个陈述内容的同时，采取不同的言语行为。例如，对于“贝蒂正在抽烟”这一陈述性内容，就可列出不同的表达：1.我断定你（贝蒂）在抽烟。2.我请你（贝蒂）抽烟。3.我问你（贝蒂）抽烟吗？4.我对你（贝蒂）抽烟发出警告。哈贝马斯区别两种不同的交往水平，一种是主观性水平，另一种是陈述性内容的水平。在言语行动的双重机构中，以言行事部分是主导作用，表明了交往活动的一般框架。 为了进一步解释交往的条件，哈贝马斯提出了所谓的理想言说情境。另想的话语环境包含了四项条件，一个进入话语论证的人除了遵守四个有效性要求之外，同时遵守这些条件，才能够真正达成共识（一致）。这些条件是： “一、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的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质疑或反驳质疑。 二、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的权利做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有效性规范提出疑问，提供理由或者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和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三、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权利实施表达话语的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的参与者而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 四、每一个话语参与者都必须有同等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做出允许和禁止，做出承诺，自我辩护或者要求别人做出，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应用提供保证，解除现行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系统。”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有关达成理解的四个有效性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合乎理性，而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这种理性就体现为所有参与话语论证活动的人的权利平等，并且相互尊重。因此，理性在这里已经成了一种道德规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因此被人视为交往的伦理学。 三、交往合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的理想话语情境显然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导致人类交往中严重扭曲的“不合理”这一严峻现实提出的。所谓系统，主要是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生活世界则是“作为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领域，它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社会和个性。 文化不是指一般意义上观念、意识、信念，而是指符号的集合，也就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可以随时运用的知识储备，交往者对某些事务发表看法时，就要动用这些知识作出解释。社会是指“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把哈贝马斯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从而 巩固联合并保证哈贝马斯们的团结一致。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题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够论断自己的同一性”。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也是达成理解的“信息储存库”；生活世界以语言为媒介，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而系统则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哈贝马斯批判地继承了韦伯的“合理化”观点，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治就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政治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出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的，因此，政治不是一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而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国家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国家的干预就是要使广大民众非政治化，结果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工具理性主宰一切，交往扭曲，人们对公共生活失去了兴趣，公共事务成了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的专利，民主政治只剩下外壳，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着种种危机。对此，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而这又最终依赖于普通语用学。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具体地阐述了这些思想。 哈贝马斯实在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阐述他的理论的。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目的性行为，这种行为有着鲜明的目标取向，行动者在权衡、比较各种手段后，往往会选择一种最有“效率”的手段以达到目标。 第二类是规范调节行为。寄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为。行为者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 第三类是戏剧行为。它指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者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这种行为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现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 第四类是交往行为。它指行为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为者使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为上达成一致。 前三种行为分别对应着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内心世界，只有交往行为才同时指涉这三个世界。这四种行为，最后归结为两种行为，及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在交往中表现的是交往理性。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通过交往使生活世界的各个层次得到实现，如使社会群体实现统一和团结，文化得以再生产、传播与创新，个性得以成长。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却极度膨胀，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结果，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交往则越来越不合理化。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本来非常密切，系统从生活世界中产生，并且经济、政治及其他制度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遭到了破坏。一方面，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缺乏交流与对话，“每一个价值领域都按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与隔绝，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冲突”，这样，在公共领域中，有关公共事务的讨论也就成了一种形式，一切按形式展开，一切只是形式，民主的实质已经流失；另一方面，金钱与权力这两种系统所持有的媒介也侵入生活世界，并且试图取代语言起支配作用。当前，最要紧的是，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系统重新服务于生活世界，而不是让系统支配生活世界。 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工具行为或者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人类的交往越来越不合理化，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之中，于是，人类的情感、意义、价值等因素全部消解，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了工具的附属物，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性。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实现交往理性。 在全面揭示交往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且以此代替“过时”了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高速评价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然而，哈贝马斯又认为，马克思成于斯败于斯，马克思用劳动来代替交往是一大错误。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不外乎“有目的合理行为”、“工具行为”，是工具理性的体现，马克思并没有正确地对劳动与交往加以区分，而是把交往归结于劳动，这样，生产活动成了一切范畴的生产的范式，一切都成了生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从交往中推导劳动”，“按生产模式理解反思”，从而把“反思的过程降低到工具行为的水平”。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把两者混为一谈的直接后果是模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自然科学取代人文科学，这样，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人的科学观念。“由于把批判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马克思就把人文科学拒之门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也不是一门真正关于人的科学。为了实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引入交往行动理论，并把它置于核心地位。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应当用“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矛盾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哈贝马斯的理论依据在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国家干预明显增强；二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依赖关系使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劳动力价值基础上来计算研究和发展方向的资产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虑中得除了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改善，而直接源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基础，这意味着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能，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 哈贝马斯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消失“的时候，另一种矛盾——劳动与社会交往之间的矛盾却凸显出来，并且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不同于生产力，生产力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生产关系也只是交往行为的一个附属体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危机的话，那么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社会交往之间的矛盾则表现为”合法性的危机“而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具体体现。 理想的社会类型是”交往合理化“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哈贝马斯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点：一是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规范标准，从而使交往能力具有合理的基础，进而与工具性行为相区别；意识通过对话，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三是选择恰当的语言，对话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语言对交往的正常进行关系重大。如果对这些措施进行分析，归纳到一点，就是要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来完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

在完成了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评析之后，这里将对哈氏的交往理论做一个简短的评价。不少学者认为，哈贝马斯通过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已经成功地完成从公共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但也有学者认为，他的理论在复活公共性的基础上又向乌托邦前进了一大步；还有的针对他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作出了批判。 参与批评的学者，如阿佩尔指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一大缺陷在于，它严重地忽视主体拒绝或者没有言语能力参与旨在达到理解交往的可能性，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说情景”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乌托邦。对于此类一件，哈贝马斯回应道，正因为在现实当中无法完全实现，才有树立理想的必要。他认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于，“理想的东西并非存在于现实的彼岸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交往中，并且在其中起作用；另一方面，理想的东西又恰恰是现实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更多地具有伦理学上的意义，他对于对话参与者强调的是自觉遵守各种对话的规范，而不是加以强制，毫无疑问，这使他的理论缺少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色彩。

保罗·利科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全部的哲学成果，都与过去五十年间哲学家对于语言发生的兴趣有关，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各种理论反思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都融入了语言学的成分“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 语言学转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如思维、意识及经验理性的重新审视和反思，这包括英美的分析哲学和欧陆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其特征可概括为哲学探索方向转向语言逻辑问题（鲍德里亚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符号学转向形而上，是因为她对社会出路的悲观态度所致）。 其二，即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应该以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划定，而这个阶段的特征则可以概括为认知范式的改变，即方法论的根本改变。

对于“广告”的分析： （一）1、文化霸权主义 以一种或另一种代议制政治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靠于获得了从属阶级对于现存的社会形式和指派给他们在这种社会中所处地位的积极地认同，从前那种刺刀与监狱的压迫手段让位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从属的更高级手段。 2、对广告性质的分析 朱迪斯·威廉森的《广告解码》运用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她认为广告再现了我们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家乡关系。广告不断的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以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为基础而产生的阶级差别，而是在某些特殊商品的消费方面所形成的差别。因而社会身份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消费什么，而不是我们生产什么的问题。与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广告通过质询来发挥其功能：它产生了各种主体，而这些主体反过来又隶属于广告的各种含义以及广告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带着一种质询的心理去领会广告的含义，最终就会购买和消费并再次购买。 （二）广告的最大作用在于让消费者产生某种“自恋情节”，以个性化区别于他者。个性化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物品或财富本身之基础上”。现代消费社会中关于竞争的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所谓“自我实现”的哲学，新的主题不再是其物品，而是通过消费达到个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