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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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多诺以及其他诸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霍克赫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Herbert Marcuse）这样的思想家来说，这表明将生活简化为数字的危险正在逐步加大，而这些数字可能成为“客观”评价和管理的基础。他们看到了更精确的推算及“客观地”了解社会的方式的发展趋势。这些方式容许更多的管理体系（私有行政系统及公共行政系统）来支配人民的生活。结果看起来好像人成了认识的客体而非主体；理性的力量转而困扰、支配着这些理性服务的对象——人。 在这一点上，科学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事实不是揭露出来的，相反它是构建起来的。科学、艺术、地区信仰体系都能产生对世界的不同认识。认为哪个有根据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授予用那种方式看待世界的群体以特权，同时，贬低了其他群体论点的价值。这样，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可能无法避免，从而也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压制其他群体的发言权使之处于社会边缘的危害行为，但做这些选择的标准决不是预先决定的。科学的“客观性”有所偏好：给出对世界的一种描述，同时，排斥其他各种描述。在这一点上，它不是中立的，没有揭示自然顺序。如果揭示了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多规则来指导科学行为了，而研究也不会表明这些运行的规则所普遍具有的妥协性与矛盾性。强调科学实践很重要，它提醒我们应该理解那些以不同方式创造知识的人。 (查看原文)

  夏天珍珠梅 1赞 2013-06-29 17:14:44

• 流动性、自由、家和欲望之间转变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如果我们看看杰克·凯鲁亚克在20世纪50年代为垮掉的一代写的诗集，或是伍狄·格斯里的音乐，就会发现一个变化——为流浪欢呼。主人公们不再寻求返回安逸舒适的家，他们从根本上抛弃了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主人公们的形象：跑向外界，逃避义务、责任和束缚他们的已女性化的家庭。因此，我们确切地看到了从文学到空间的性别的范畴，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劳作，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她们驱逐男人并让他们“逃向”自由和证明自己。 (查看原文)

  十七 1赞 2019-01-02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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