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狂欢节

“与其说他们单纯地接纳和拥抱西方的东西，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寻找并组合一切的可能来制造和返回自我，这有点像拉丁美洲艺术家的现代性实验，他们也用了进口的观念和实践的例子作为工具来突破僵硬的形式与传统。“与其说他们单纯地接纳和拥抱西方的东西，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寻找并组合一切的可能来制造和返回自我，这有点像拉丁美洲艺术家的现代性实验，他们也用了进口的观念和实践的例子作为工具来突破僵硬的形式与传统。这其实是一种去刺破已失去活力的意识形态的武器。”相对而言，那些不断深化语言和形式、并且真正确立起个人风格的画家，并未获得充分的描述。”

“从刘炜的个人变化之中，可以觉察到一种历史性的转向，那就是随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当代绘画正逐渐地脱离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反讽，转向于审美形式的自治。”

“关系美学”的影响在此被置于虚拟化的舞台空间，几乎成为了一种修辞的幻术。

介入，虚拟。行动，排演。扩张，收缩……在朗西埃那里，这构成了“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运动形式”，长此以往，艺术很可能变成对自己口头承诺的有效性的浮浅戏仿。它并没有因为“超越自身局限”或“从自身出走”并介入“真实世界”而具备批判性和政治性。如今，艺术正在成为政治异见实践的避难所，但是，很可能，它的批判机制只是围绕着自身空转。

从最初的“政治先锋派”与“艺术先锋派”的叠合特性开始，我们的意识形态化表达一直就在矛盾或悖论的状态下展开。当汪建伟说“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作品，都是在制造类似于《景观社会》中所谓的景观，以意识形态来制造奇观，但实际上都是以一个意识形态的受益者在批判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例外”，这种界定也许还包含了他自己，在任何针对意识形态所作出的批判中，最需要警惕的是，一个人尽管处在了对立的立场上，但他的思维模式和修辞手法却很可能从根本上与意识形态同化，进而成为不自觉的附庸和殉葬品。

对于我们而言，只要公民社会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不会停止，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都不得不是意识形态的人质，政治寓言的生产也绝不会停止——”

飓风

《重要的不是肉》

“新的艺术实验试图强调现场和感性，强调力度，并尝试新的材料，尝试各种感官之间的综合作用。同时也针对前时期观念艺术中的伪科学色彩，出现了文学性叙事性戏剧感的复苏，艺术家们试图从黑暗神秘的原始生命体验中寻找资源。我意识到会出现某种新的超现实主义倾向，同时也意识到会有陷入简单的极限体验比赛的危险。”

以今天的目光去看，这些艺术家的自渎、自虐之举显得疯狂而蒙昧，如果说这类“伟大的表演”存有感动我们的成分，那就是它们与整个社会形态并不兼容的地下性质。

从社会学的角度，你可以视之为艺术面对社会加速商业化进程之后的自我危机感的大爆发。通过身体进行的极端表达，其实暗含了艺术失去社会空间的焦虑与绝望，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身体既是激进政治重要的深化过程中的焦点，也是激进政治的一种绝望的移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