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思想之门

第一卦是乾卦，我把它翻译成“主动之德（能力）”；第二卦是坤卦，我把它翻译成“接纳之德（能力）”。它们在面对面之中竖立起两扇板“门”，万物不断地从其间穿过。

元亨利贞。用季节来说明：“元”乃春天，“亨”乃夏天，“利”（收获）乃秋天，“贞”（既是坚固也是坚韧）乃冬天，以“隐德”来持久，直到更新。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元亨”一起读，把“利贞”一起读，它们形成两极：“元”之后有扩散作用的“亨”回应；随后，收获之“利”要求廉洁之“贞”以便永不衰竭。

我们从“元亨利贞”的语汇就看到，这种处理开始方式之原创性就在于该方式禁止自己----解除自己----具有任何原创性和任何对峙；该格式避免引介任何故事情节，或制造某种对立；它什么也不另放一边，并且不暗示任何参考；它没有任何偏爱也没有个别秩序，它不容人们设想“他方”或“外在”。如果说它没有主词，这是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事物得以凸显为主词，作为实体之承载体而保证谓语。然而，在该格式里，无一事物能逃过这种“现象视角”，就是说，这种“观察现象形成”的视角。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如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是不分的。因为在我生存的一切表现之中，“我”本身也是这个能量激动奔放的一种“此时此刻的”状态，该能量到处扩散、投注、互动而感通。“观察现象形成”的视角，但是该视角尽其所能地消除自己成为视“角”，这个视角乃是观察一切触发启动的过程及其蔓延的视角，它是在过程的临到与开展当中被捕捉到的。

中国思想实际上就从这种情况出发的，就是没有“存有”，没有神。中国思想不是来自“存有与生成变化两者之间的对立”，或真理与表象之间的对立，希腊的形而上学便是用这些对立去建构世界之初的。中国思想探索“投注于所有过程（‘天’之道）形成”的乾，并且与“地”形成两极，然后顺路而行；因此，过程启动、开展、得利、更新；其过程不分岔，这就是天之乾德，这德乃是天更新的条件。……它在自己的连贯过程当中做了一个环扣，就是说，“贞”作为它的结束，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元”。那么，这个句子留下什么可让人期待呢？没有等着拆解的谜题，没有等着消除的不安；后人能再加上什么不是“已经是注解”的话语呢？

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一切“细微”“轻盈”“微妙”“密实”的事物都会如是发展，在所有展开的“虚”里会操作得更舒适。假如生活、世界、现实，不是每一个事物依其品种而个体化并相感互动，每一个事物如是流行、自我援引而不引证其他事物，它们事实上会是什么呢？

一切的终也是另一个开始，从完成的事物里也孕育生出新的事物；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持续的转变过程。

那个给其能力的事物同时也“御”之，就是主导其“命”；不论那是“天命”或是个人特殊命运，它只能在被调和之后才会展开。

没有任何事物会在事物演变过程之外自立，没有任何孤立的机制。如果有绝对的话，该绝对也不会与世界分离，它反而是发展至最高境界的世界之“道”。无任何意志主宰之，但是道“通”无穷。是故，中国未曾需要安置“神”。

不从认同的角度而从孕育力的角度来思考文化，把文化视为资源来呼吁文化发展，文化之间的间距就会使它们互相反映/反思。这就是为什么文化间距是很宝贵的，我们应该很有耐心地侦察它们，衡量它们带来的后果及其作用范围/效力，而不背叛其间的道理。文化相遇的时候，不会进行“相对主义式的比较”，而会彼此探索。文化像从事探索研究一般地彼此探察发现对方，这些通过大大小小的选择而做的探索尝试，既在开采人文也在开拓人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称之为思想的“可能”，或更一般性地说“理性”的可能。这种可能于其存在理由之中自我阐明，同时因其可能性而有前途无量的未来或说充满可为人们开采的丰富资源。

因为我们将把真理观与我们的理性能力联系起来而进行重新配置；我所谓的理性能力，乃具有双重含义：它是人类制造可理解的事物之能力，并且是既实际又独特的捕捉能力或感知能力。对凡是可让人理解而叫人可以去发现和操作的源头，我会说那是“真的”。这个“真的”之反面就不再是假的，而是“未抵达”、“未发现”或“未思”。

只有实际上离开自己的固有思想，才能祛除这个思想的武断性，才可能进入另一种思想。

进入中国思想，就是开始用该思想的观点，用它所隐含的以及它所期待的，来反问我们自己。

如果一开始就用我们欧洲的语汇去简化中国思想，而没有抛弃我们的语汇，你就没移动，没离开；你因此留在原来的范畴里，不会有任何发现。

我们今天也应当以抵抗态度来建构中国，使其作为地理上的一个“他方”，并且保存思维的多种可能。这可不是使众多文化怕东怕西地自我关闭而去追求一种“自我伪认同”，正好相反，乃是拓展并且开采每一种理性。我所理解的“理性”不是一种不再成长的人体官能，不限于既定的或甚至----就这么说吧----“超验性”的范畴，犹如古典世界中的“知性”所主张的；理性是活跃而拓展的，随着“所经历的可理解性/思维”而进步的。这些思维之间间距越大，就越有东西可以探索并且让人穿梭。

与中国相遇之后，我甚至质疑：我们需要用问题来思考吗？思考岂如西方自希腊人以降热切想做的那样吗？总得回答一个谜题，总要询问斯芬克斯，总在探索深渊。

我们不能再重复黑格尔的话：哲学首先在东方出现，然而哲学却奇怪地才开始在希腊发展，因为希腊人发现了把“普世的与个别的”连在一起的概念，并且使之具有操作力。我们不能重述胡塞尔的论点：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类学的“变奏”，因此原则上都是平等的，但仍然有一个例外，即欧洲文化，因为该文化冒着危险以反思自身。我们也不能跟着梅洛-庞蒂说：东方停留在哲学的“童年”里，因而只能与哲学保持一种“懵懂”关系。不，我们不能再建构“地缘哲学”，即便如德勒兹所做的那样，就是说，把外在于欧洲的思想当作处于“前哲学”阶段，因为它们没达到“内在性的平台”等等。又或者，加入我们做的话，那是因为还是用我们所期待的去评断，或更准确地说，用我们的“先期待”，它们是不言自明的，早在我们的“先见/成见”之前就存有的，而连笛卡尔都没想过要侦查出那些在“我们的成见之前就存有的期待”。以至于，当我们论及“他者”的时候，我们还抓着陈腔滥调的标签，而没有深入他者的“贯通之理”，没有重新质疑我们的成见----什么成见呢？我们因此也没有从他者的思想来反思我们的“未思”：因此我们一直都没进入那些外在的思想。

在思想之间，互不相干/漠不关心的确比差异更难跨越。

的确，人们不断地想要探测生理学的秘密，却不知道如何生活/活着，也不知道如何死去。大家只想过呼吸吗？人们不断地要掌管时间，总要把时间规划得更好，却不懂思考“来得巧的时刻/时机正好”。

直觉所捕捉的整体会胜于概念所定义的一般吗？与世界保持的和谐会胜于主体的自主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