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集

那么，阿根廷传统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很容易回答，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比这一个或那一个西方国家的人民更有权利继承这一传统。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插图]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在西方文化中的杰出地位。他问这种杰出地位是不是可以假设为犹太人天生的优越性，他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犹太人在西方文化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种文化的活动，但同时又不因特殊的偏爱而感到这种文化的束缚；“因此，”凡勃伦说，“犹太人比非犹太的欧洲人更易于在西方文化中创新。”这句话也适用于爱尔兰人在英国文化中的地位。说起爱尔兰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不列颠文学和哲学中爱尔兰人比比皆是的现象是由于种族杰出，因为许多杰出的爱尔兰人（萧伯纳、贝克莱、斯威夫特）是英格兰人的后裔，并没有凯尔特血统；但是他们只要觉得自己是爱尔兰人，有所不同，就足以在英国文化中创新。我认为我们阿根廷人、南美洲人，所处情况相似；能够处理一切欧洲题材，能够洒脱地、不带迷信地处理一切欧洲题材，从而达到，事实上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并不是说阿根廷的试验是全部成功的；我认为传统和阿根廷特色的问题仅仅是永恒的决定论的一种当代的短暂的形式。如果我要用一只手摸桌子，问自己用左手还是右手去摸；然后用右手摸了，决定论者就会说，我不可能采取别的方式，在此之前的全部宇宙史已经决定了我要用右手去摸，如果用左手就成了奇迹。但是，假如我用左手去摸，他们也会说同样的话：我注定要用那只手去摸。文学题材和方法情况也如此。阿根廷作家出色地所做的一切都属于阿根廷传统，正如由于乔叟和莎士比亚，处理意大利题材已成为英国的传统。 我还认为，前面所作的有关文学创作目的的探讨，都基于意图和动机起重要作用的这一错误假设。以吉卜林为例：吉卜林一生为特定的政治理想而写作，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晚年不得不承认，作家作品的真正实质往往是作家自己不知道的；他还援引了斯威夫特的例子，斯威夫特写作《格列佛游记》时的意图是抨击人类社会的不公，却留下了一本儿童读物。柏拉图说过，诗人是神的抄写员，神仿佛是使一连串铁指环感应磁力的磁石，感应了诗人使他们背离原来的意愿和动机。 因此，我要重复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把宇宙看做我们的遗产；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因为作为阿根廷人是预先注定的，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阿根廷人，另一种可能是作为阿根廷人只是做作，是一个假面具。 我相信，如果我们服从那个名为艺术创作的自我的梦想，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阿根廷人，成为虚怀若谷的好作家。

勒内·德尚姆研究了《布瓦尔和白居谢》的年代，并对它提出了非难。小说跨越的时间需有四十年左右；主人公们六十几岁投身于体操，同时布瓦尔发现了爱情。在这样一部情节繁杂的小说中，时间却是凝固的；除了这两位浮士德（或者双头浮士德）的试验和失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缺少日常生活、宿命和偶然。“结局时的人群仍是开始时的人群，没有人变老，也没有人死亡，”迪容说。在另外一页上，他归纳说：“福楼拜笔下的知识分子正直，使他下了一次可怕的赌注，使他对他的故事过于修饰，使他在写作时收藏起他那支作家的笔。” 晚年福楼拜的疏忽或轻视或自由使得评论家们不得要领；我却认为在其中看到了一个象征。以《包法利夫人》创建现实主义小说的人也是第一个打碎它的人。几乎就在昨天，切斯特顿写道：“小说完全可能同我们一起死亡。”福楼拜的本能预感到了这种死亡，因为它正在发生——《尤利西斯》以它的构思、时间和精神，不正是某一体裁的回光返照吗？他在小说的第五章中谴责巴尔扎克“统计学和人种学”的小说，并把它推广到左拉的小说。所以《布瓦尔和白居谢》的时间向永恒倾斜；所以主人公不死，继续在卡昂附近抄写他们不合潮流的蠢名录，在一九一四年时像在一八七〇年时一样无知；所以，此作品是向后看的，朝伏尔泰、斯威夫特和东方的寓言看的，朝前看，则是向着卡夫卡了。 可能另有一个关键。为了嘲弄人类的渴求，斯威夫特说他们身材矮小或类似灵长类；福楼拜则把他们说成是粗野的人。很明显，如果世界的历史就是《布瓦尔和白居谢》的历史，那么，组成这部历史的一切都是滑稽的和不牢靠的。

我将建议这样的假设：文学中的不准确是可以容忍的或可信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也有这种倾向。多数复杂概念的简化都是瞬间的作用。观察、关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选择顺序：我们的观念，所有关注和注意都带有一种对无兴趣的东西故意省略的含意。我们通过记忆、恐惧和预感来看和听。在肉体上，下意识是生理行为的一种需要。我们的肉体会连接这一困难的章节，会应付上阶梯、处理症结、步入一定的高度、管理城市、控制湍急的河流；会养狗，会穿越大街而不被轧死；会生养、呼吸、睡觉；也许会杀人：这是我们的身体，而不是我们的智力。我们的生存是一连串的适应，也可以说是一种遗忘的教育。值得称道的是托马斯·莫尔为我们提供的乌托邦的第一条消息是他对其中的一座桥梁的“真正”长度模糊不清。

【《浮士德》的批评者说它无知和不真实。甚至连主角的坐骑的毛色也被检查过和验证过。一八九六年，拉斐尔·埃尔南德斯——何塞·埃尔南德斯的弟弟——说“那匹马是玫瑰色中带金黄，马的毛色恰恰从未有过这种颜色，找一匹有这种稀有毛色的马就像是找一只有三种颜色的猫”；一九一六年卢贡内斯证实说：“任何一个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豪爽的拉美骑手都不会骑一匹玫瑰色中带金黄的马。这种马总是被人看不起，它只配在庄园里转悠，或者是顺从地作为孩子们的坐骑。”第一首十韵律诗的最后两句也受到了责备： 他骑着马驹 在月光下勒缰停下。 拉斐尔·埃尔南德斯认为，马驹是不上缰绳的，只装笼头，还说给马勒紧缰绳“不是拉美骑手的作风，只有暴躁的美国佬才会这样做”。卢贡内斯证实，或者写道：“没有一个高乔人用勒紧缰绳来停住马。这是自傲的美国佬杜撰出来的拉美骑手的做法，因为只有美国佬才会骑着母马在花园里转悠。” 我声明我没有资格参加这类乡村事务的争论；我比受责备的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更加无知。我只敢实话实说，虽然最正统的高乔人瞧不上玫瑰色中带金黄， 一匹金黄的玫瑰色马 这句诗仍旧——神奇地——使我感到赏心悦目。山野之人能理解和讲述歌剧的情节也曾遭受责难。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所有的艺术都是惯例性的；马丁·菲耶罗的自传体歌谣也在此列。 岁月流逝，往事已成历史，讨论马匹毛色的博学之士已经作古，没有过去的，也许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则是欣赏幸福和友谊所给予的快意。我认为，这种快意，它在文学中并不比在我们命运的客观世界中少见，它正是这部诗的精华所在。许多人赞美《浮士德》里对黎明、潘帕斯草原黄昏的描写，我倒是认为，开始时提到的舞台背景使之产生了虚假的印象。最主要的是对白，是对白中流露出来的清纯的友谊。《浮士德》不属于阿根廷的现实，它属于——像探戈、像“摸三张”、像伊里戈延一样——阿根廷的神话。】

“我只敢实话实说，虽然最正统的高乔人瞧不上玫瑰色中带金黄， 一匹金黄的玫瑰色马 这句诗仍旧——神奇地——使我感到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