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传

上周读完这本书，觉得很不错，想再读一遍，因此通过精读的方式，再回顾书中的要点。这本书我打算拆成几个部分来解读，每部分对应一个主题，结合书中案例，联系工作和生活进行讲解。

一、如何选书

1.选行业和领域：

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和领域的人物传记，如果没有，那么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褚老是一个跨界企业家，做过传统的农业生产（榨糖、橙种植）和烟草行业，从行业和领域来看，对我并没有参考价值。但他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快速学习新行业和领域，又是如何将传统种植业与互联网相结合，打造了“褚橙”的品牌。

2.选人：

选择熟悉的陌生人。选择褚老，一方面是他尚在人世，现存很多资料还可以了解他，包括去某宝买他的橙子尝尝，另一方面是他已处暮年，不在要位，说的很多话不会牵涉太多人的利益，也不会隐藏太多东西，而且人到了这个阶段，说的话都是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值得参考。

3. 选与己相关：

关注传记人物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对褚老最感兴趣的是，他经历童年丧父，挑起家庭重担，接着经历文革被批“右派”，人生跌入低谷，然后又被判入狱，妻离子散，最终还在76岁高龄再创业。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支撑他走过来的，到底是什么。

二、读书目标

1. 我感兴趣的话题

1）了解支撑他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走下去的动力。我未必能模仿复制，但可以了解自己跟伟人的差距；

2）褚老如何快速学习新领域和行业；

3）他面对的是农民、技术工人还有国企单位的职员，他是如何管理这些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的。

2.小故事

收集一些小故事，可以作为写作的素材。比如褚老小时候学习烤酒，大人都不往细了说，只是让他依葫芦画瓢地做。褚老问他们为什么发酵时要关门，他们只说“怕冷风”，于是他自己琢磨，发现是温度问题。之后他在烤酒时，还把掉下里的炭木捡起来，用烂铁锅装，塞到发酵箱下面，这使得温度逐渐升高，保证了发酵。这使得他的出酒率高出15%，比他师傅做得还要好。

3.关键选择

模拟选择：当时他们是怎么做选择的？这样选择后，又得到了什么结果？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在全书中，褚老做了不少关键选择，其中在管理烟厂和种植橙子时，就描述到他是如何量化分析利弊的。这些就是他做选择的根据和思维方式，我将在后面的精读中详细做讲解。

今天主要先讲选择人物传记的方法，以及需要关注的传记中点。

1. 有时想想，在褚时健身上，所谓的产业、财富都是可触摸可计算的东西，他的精神和想法、做事的方式，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真正的传承之物。

2. 我这个人，心里放不下事，也算是个急性子。像2014年天干，老是不下雨，我每天晚上想到我的果树，半夜四五点就睡不着了，起来翻书翻资料，第二天叫上司机去找专家，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我想着，我这么认真，果子的质量不会不好吧？ 我一直和儿孙们强调，一个人工作、过日子都要认认真真，对产品要认真，对周围的人也要认认真真。这些年我们的果子卖得好，除了我们产品过硬，周围人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像早几年我们果子不成熟，没有朋友的帮忙，销售会很成问题。现在我们名声在外了，心里要知道感激，更要学会让大家利益都得到平衡。我一直对和我打交道的合作伙伴也好，朋友也好都有一个心理，那就是怕亏了人家。这个习惯我一直都有。做人做事要随时随地都在检查，做这件事我朋友亏了没有？褚一斌我就经常提醒他，不要粗心大意，要经常想到身边跟着你的那几个人，诚诚恳恳和人家相处。我们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就多照顾他们一点。

3. 我们现在果园已经扩展到几万亩，挂果的还是只有2400亩，但其他新的果园基本都种下了果苗，到2020年，我们的果子产量能达到6万吨。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橙子在市场上很好卖，听说有人拿它和当年的红塔山烟相提并论，都是紧俏商品。我很高兴大家这么抬举，但是我思想上不敢轻飘飘。头几年可能大家因为是我种的橙子，因为好奇心都买来吃吃，但是如果果子不好吃，或者只是普通过得去，我相信买了几次人家就不买了。我们卖得也不便宜，要是不好吃、品质不高，人家凭什么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所以我一直和孙辈还有作业长们说，不要陶醉人家怎么夸你怎么捧你，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橙子种好，每年多丰收点，味道更好一点，人家继续揣着钱等你的橙子，不然，人家的口水等着喷你。

4.我们来搞这个果园，自己要掌握足够的种植知识和技术，也要让下面的农户、作业长有一些知识观念。让他们掌握技术其实不难，每年我们都会请柑橘研究所的专家到果园来和我们沟通交流；但改变观念没那么容易，特别是农户们，他们对我们的标准化生产没那么快就接受。作业长们好得多，他们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熟手，但他们的观念也是一点点改变过来的。刚开始那几年，我也和作业长们着过急，生气了还用烟头扔过王学堂，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分歧都在观念上。我希望他们不仅掌握先进技术，最重要的是更新观念。

5. 业长们一看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每人都拿了写得满满的笔记本出现。褚时健拿了一个大的烟灰缸放在会议桌上，边抽烟边听几位作业长发言。除了干旱，几位作业长有一个共同的分析，那就是：果树的大小年。因为2013年结的果子太多，到了冬天的时候，花芽分化就不好，导致开花少。开花少，结果自然就少。 褚时健最后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说了几句：“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大小年，现在看来说这话不尊重自然规律。今年也算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以后多尊重规律，从规律出发研究我们的对策。” 2014年底，为对抗干旱季节，也为了调整2014年干旱带来的影响，褚时健对每个农户家庭补助了2000元，要求这些农户对土地进行深翻，并且必须要让水渗到土层30厘米以下。同时，马上拨出300万元人民币架设一条新的水管到基地，用于储水抽水之用。到2014年底，这根每小时250立方米水量的水管就已经架设完毕。 “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也就放心点了。”褚时健说。 怎么解决太阳暴晒幼果导致果子掉落的问题呢？褚时健提了一个创造性的想法：调整开花期。在春季初期减少浇水量，让土壤稍微干一些，以便果树尽早完成花芽分化，开花期提前，果子挂得就早，到5月太阳开始猛烈之前，果子长得已经比较稳固，不太容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了。这是褚时健通过比较各地橙子的生长时段和褚橙开花结果各阶段的生长需求得出的方法。 2015年春天，作业长们带着农户开始尝试褚时健的方法，效果很明显，2015年褚橙的摘果时间可以提前大致10天。 “褚老板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还要仔细看看自己疤有多大。”郭海东说。 实际上，2014年尽管减产，金泰公司的营业额还是达到了1.012亿元，而纯利润，则是令同行和其他行业都大为咋舌的70%。 也就是说，褚时健在2014年通过目前能挂果的2400亩褚橙种植园，纯利润7071万多人民币。

6. 褚时健一直强调作业长要经常巡果园，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农户看到作业长出现在地头。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表现，也是一种监督的体现。褚时健也是如此，在果园最初的几年，他几乎每周都要去果园。在果园建设成熟后，他依然保持每月必须到果园两三次的频率。 不过，他说对于农户和作业长来说，最大的监督力量还是工作绩效必须和个人收入挂钩，“不然你牵只老虎去也没有用”。

7. 而且他对土地上一年四季的变化总是充满了亲切感。褚时健每次去山上，下车后第一站一定是果园而不是办公室。他每次在果园里巡视一圈后总有问题提出来，证明自己并非是闲逛。他总是对只用手脚不用头脑干活儿的人看不惯：“走两圈土地，你总要有点问题看出来，然后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然，草都被你踩死了，一点问题没解决，有什么用？”

9. 郭海东说，褚时健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本来从来没学过柑橘种植技术，但是，经过看书、不断在果园里仔细观察以及在现场向作业长和农户们不断提问，仅仅两三年后，他掌握的柑橘种植技术已经不亚于一些从事了十几年种植的专业户。“他的知识结构和我们不一样。”郭海东说。 褚时健生气的方式几个作业长都很熟悉，那就是拍着你的肩膀，然后叫你一声“老兄”。 他显然已经迅速找到了和农民打交道的方式，与工人以及知识分子不一样，农民直接得多，简单得多，也重感情得多。这些路数，其实褚时健最喜欢。一次褚时健决定给作业长和农户加工资，王学堂在下面又胡咧咧：“老板，我看你涨工资是因为最近物价涨了吧？是通货膨胀给我们加了工资。”褚时健懒得理他，比了个手势：“王学堂你今天不要讲话！”然后大家就笑开了。实际上王学堂在背后说的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和褚老板谈钱，和他谈钱就伤感情。我怎么也不能和他伤了感情。” 大概正是因为褚时健的做人做事风格，所以在经历了2002年和2003年人员不稳定的情况后，果园的农户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褚时健从公司里拿出一笔钱，给农户们在果园边建了青砖瓦房，还给每家都配了1~2亩菜地，让农户们可以自己种点菜养些家禽，把生活搞丰富。2004年初，有几户农户对作业长郭海东提出干到年底就要走了。但到了年底这几户没有什么动静，郭海东去找他们：“不是说要走？人家新的人都要来了。怎么搞？”农户不好意思了：“冰糖橙这么甜，我们还是再吃几年。”

10. 有一次，是褚时健的一个远房亲戚来果园干活儿。王学堂指导他把地里的草除干净些，大概要求严格了一些，这位远房亲戚心里揣了气，竟然背着除草剂把王学堂家的菜地给破坏了。王学堂就冲到褚时健面前去“造反”了：“这个亲戚您自己管好了，再来搞一次我打死他。”褚时健听了笑笑，转头就让亲戚回了家，不让他再在果园干了。在烟厂时他就强调亲友不要到厂里来“沾光”；现在做了果园，亲戚们想着是自己家的产业了，本以为褚时健可以“手下留情”，但还是没有得到赦免。褚时健处理好后去找王学堂，两人站在果苗边聊天，他拍拍王学堂的肩：“年轻人，肚量嘛还是要有点。” 以一人之人格魅力形成公司的向心力，这大概是褚时健每个时期、经营每个企业的明显特点。因为对他个人的心服口服，属下无不对工作全力以赴。按王学堂的说法，“现在我们30多岁，跟他学，做人做事都学，以后做什么事情，按他的态度去做，至少是不会饿肚子的。”他和几个作业长一样，与褚时健之间的感情是“亦师亦友”。

12. 在对甘蔗地进行重新规划后，甘蔗被全部砍掉，这些山地需要重新深挖改造。在2002年，几乎整个云南的农业用地都是靠人工在挖地，褚时健不一样，他出了不少钱，也请搞建筑的朋友帮忙，将挖地机开到了山上，用机械化的方式对土地进行深挖改造。“谁见过这样的阵仗？”2002年跟着褚时佐种果树，2003年转到金泰公司的王学堂说，“褚老板起点高。”

13. 老头子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去做农业，做其他的都太高调了。搞农业，埋头搞土地，谁也不会有意见了。”马静芬说。种果树，对马静芬来说也是个巨大挑战。工农兵学商，她在农和商方面最缺乏经验。以往褚时健的工作她不能也没想过要参与，但这一次不仅是褚时健的最后一搏，也是整个家庭重拾欢乐的机会。如果她和褚时健一直都是以一个劫后余生的姿态生活，这个家庭的气氛永远都是低沉的，即便有点滴的欢乐也会稍纵即逝。褚时健和马静芬都不是这样委曲求全的性格，他们俩从年轻到年老，在意志方面，向来都是强者。 褚时健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做事一定要有七八成的把握后才去做，这样心里才有谱气，事情才有可能成功。种冰糖橙，在技术层面上，他的确没有什么积累。他之所以敢做，是因为有烟厂期间“第一车间”的经验做底气，他尝试过以工业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农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次，褚时健要用工业的方式来种橙。 不过，谁敢说一定会成功？曾经被誉为“亚洲烟王”的褚时健也不敢，站到如此低点，他也必须如履薄冰般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2002年，褚时健成立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并为冰糖橙取了一个品牌名：“云冠”。因为身份的不方便，金泰果品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总经理都由马静芬担当，褚时健只是“顾问”的身份。但显而易见，这个顾问不仅“又顾又问”，其实还事必躬亲。刚刚加入公司的华宁人郭海东说：“你看褚老板取的名字：‘金泰’、‘云冠’，一看就是要做大事的。有人说褚老板70多岁了还上山来种地，完全是搞扶贫。我看不是。

14. 在没有完善的法规政策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被赦免，一切都可以被提起罪名。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马静芬正好就处在这个政策真空之中。 显然，调查的矛头已经越来越逼近褚时健。马静芬之后，接着就是已经人在商场的褚映群，在她被送到河南的看守所后，新华社的报道称她“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但直到最后，在法律上褚映群依然没有坐实罪名，因为在那个年代，倒卖烟是合法行为。在父亲褚时健的了解里，女儿的确与他人合作倒卖了香烟，并不存在“索要钱财”。 所以，褚时健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各种调查之中。

15. 到现在我是明白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人生乐趣最终都是从家庭里找。

16. 和他们直接对话。我就去找当时国务院负责管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我挑了晚上的时间去，想着能安静点说话。我先和他聊了些工厂的发展，说到我们取得的成绩，他问我：“发展这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要把规模扩大？”哎呀！这话就问到点子上了，我赶紧说：“邹副总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我们发展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把情况就汇报了，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报告掏出来，说：“你事情太多，容易忘记，我们这件事又不能停。你看报告我都拿来了，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邹家华一下笑起来了，他说：“你个老褚，你大晚上上我家套我一晚上，原来你是连报告都写好带来了。”我很不好意思，一股劲儿解释我是着急了。邹副总理也是好脾气，也说他是开我玩笑。然后他给我在报告上写了两行字。 这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拿着这份报告去国家计委，他们还笑我：“老褚，有事好商量嘛，你怎么通天去了。”我心想我要是不通天，我就背大事儿了。 哎呀真是处处险境啊

17. 时我也面临了许多对我们企业高速发展的非议，什么说法都有。我自己倒也想得开，做事总是要面临各种议论，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在家躺着。

18. 对作为生产者的烟农、作为经营者的烟草销售公司，对消费者，褚时健一直都在让利。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把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进一步要做行业的执话语权者，行业的真正领袖，还要懂得平衡行业利益，抑强扶弱。

19. 褚时健曾经也想培养接班人，他考虑到国家政策规定，自己虽然也很舍不得烟厂，但违反规定毕竟不好。1987年，省委第一次延期了他的退休申请，正好一家媒体到玉溪卷烟厂采访，褚时健和他聊起接班人的事。对方要和他打赌：“褚厂长，我敢保证10年之内你找不出接班人。”褚时健当时想：哪有那么严重？ 然后他就想到一个车间主任，做事很是大刀阔斧，褚时健觉得他有勇气，于是很想培养一下。没想到此人做事的方式不仅胆大，还很鲁莽，对政策把握不准，乱干蛮干，褚时健很快就放弃了培养他的想法。 然后，他又想到厂里的一名才子，16岁就考上清华，在清华四年不到拿了两个学士学位。褚时健和意大利人谈判时，因为翻译临时有事，把这位清华才子叫了过来救场，没想到他比真正的翻译还要自如。这令褚时健很是欣赏，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人选。但很快他又发现小伙子做事不踏实，所以，这个清华才子还是不能培养为接班人。 最后他又找了一名才子，四川大学毕业的，在全国厂长考试中能一举拿下第二，所以在玉溪卷烟厂当着副厂长。因为褚时健有心培养他，申请省委批准后，让他做了厂长，自己则做了党委书记。 知识分子大概都保守些，褚时健希望1987年的生产量要比1986年增加20万箱，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厂长强烈反对。他觉得工厂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一句话，他不敢干。褚时健有些光火，他的脾气从来不对勇于干工作、有能力的人发，而畏畏

20. “管理员工，自己的业务要强，不然人家给你考试，三回两回你被考倒了，就不好管理了。”

21. 褚时健的观点是，管人不在表面上，你要自己内功过关，自己在业务上成熟，才能服众。 曾经有一位负责工艺配方的老工友希望厂里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安排工作，因为厂里已经为他家里安排了两个孩子的工作，烟厂人事科的职工没有答应他。于是他去找褚时健，说被人事科拒绝了。他对褚时健说：“××烟厂叫我去工作，说可以帮姑娘（女儿）安排工作。厂长你看咋个办？”褚时健知道这位老兄在给自己出难题，他说：“你去吧，既然有工作安排给女儿。工艺配方的事交给我，我来办好。只不过去那边，工艺这点事你最好有个把握，没有把握你不要去丢脸。”对方见厂长不接招，也愣住了：“那……厂长，我以后还回得来不？”褚时健说：“回得来嘛。姑娘到时也能回来，调工作的情况厂里就好办很多。”对方最终还是没有去别的厂工作。工厂人事科的人生气了：“还去威胁厂

22. 邱建康有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能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觉得褚时健堪称完美。 传统国企的中层干部一般都是靠培养，从基层一级一级提上来。但烟厂有个特别之处，中层干部的提拔由省委组织部来决定。这是个特别糟糕的程序，因为省委组织部对工厂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提拔的人未必合适。另外，厂长没有人事任免权，隔山打虎，人事管理落不到实处。对于要做事的褚时健来说，这起码是一种不方便。 他向来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会让问题摆在那里自行烂尾。于是他向组织部提交了下放人事任免权的申请。

23. 而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时，并没有给人这种印象，在和同事们交往时，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偶尔也有骂人的时候，但都是就事论事，也不伤人自尊。

24. 对于企业强人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能力太强，企业的管理便弱化了。强人的个人威权可以淡化管理和制度，也能使企业良性运转。对于褚时健，也有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光辉岁月完全来自褚时健的个人业务能力和当时中国经济极速发展的需要，工厂在管理方面实际上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25. 那一年我们真正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原料生产。做事抓重点，不然你做得多费力也白做。一根香烟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烟丝的质量。你手里有这个市场上最好的烟丝，不愁没人买你的烟。而且我们把工业的思路放到了农业上，把传统的种烟叶的农民当作工人一样对待，有标准、有要求，也有合理的补助。烟农对我们玉溪卷烟厂有归属感，自然能和我们想到一处。

26. 是刘仲藜觉察了，他说：“褚厂长，你找了我三次，总是有什么事吧？”褚时健便把玉溪卷烟厂对于烟草优质优价、补贴扶持烟农的事情说了出来，同时也给刘仲藜说了自己的苦恼。国家的政策红线不能碰，但是从企业角度讲，没有优质原材料，就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利润，也就没有好税收。他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所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部分，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

27. 不仅补助金额大幅增加，补助的项目也从改善生产条件扩大到提高烟草价格。但是烟草由国家统一定价，个人或企业无权干涉，更不能私自调价扰乱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褚时健想出了一个价外补助的办法：按照国家定价从烟农手中将烟叶收购之后，在年关又按照烟农卖烟的合同对烟农进行额外补贴。为了鼓励烟农多生产优质烟叶，褚时健对上等烟叶的奖励尤其多。褚时健的补贴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货币上的补贴，化肥、薄膜等生产资料也在补贴的形式之内。 实际上，那时玉溪卷烟厂并不是很富裕，开始建立“第一车间”的前一年，1985年，玉溪卷烟厂的利润还没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但褚时健的经济账算得非常精准，这些投入实际上是值得的，当烟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后，生产出来的优质香烟的利润将大大超过投入。而且，褚时健向来认为把员工的生活搞好，是提高生产力的保证。

28. 烟叶的质量和数量得到保证的最直接工作，就是让烟农和烟厂密切配合。褚时健为此想了不少办法，宗旨只有一个，让烟农感受到烟厂是可靠的，可信任的。 褚时健当时面对烟农定了几项政策：1.烟厂提供给烟农的肥料必须平价；2.凡属于烤烟种植过程当中烟田修的道路或者水池水库，一律由烟厂出钱；3.烤房的新建、改建相应给予适当的补贴，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薄膜、地膜、营养袋等也均由烟厂出钱。 要想种出优质的烟叶，选种、播种、施肥、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云南烟叶一直存在成熟度不够的问题，因此就必须早日下种，并延长烟叶生长期。但是，云南的雨季直到5月才来到，因此为了帮助烟农早日下种，玉溪卷烟厂投入资金帮助农村修建引水工程。而云南的烟叶又多种植于山地上，山区道路不通畅，烤烟加工制作所需要的煤炭就需要长途运输，修筑公路也成了当务之急。 早期的生产性补助，褚时健基本都用于兴建水利、修筑公路了，即所谓的水利、公路、科技“三上山”。这让烟农和基层政府都特别感激，这种投入不仅仅对烤烟种植有帮助，对农民的整体农作和生活便利都大有益处。 褚时健知道，除了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让烟农得到切实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1986年，褚时健对农民的补助是281万元；到1992年，这个数字已成为3.6亿元；1995年则更是突破10亿元大关。

29. 褚时健对于烟叶种植的最终期望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在美国参观期间，他对工业化的“标准化”感慨太多。传统的农业种植大都以“天意”来决定种植的结果，而工业的标准化让所谓的“靠天吃饭”变为靠科学吃饭。这样的思路在后来他的冰糖橙种植中又再次启用。

30. 现在的奖金，几乎是外单位的五六倍！ 合并后第一个月发工资，褚时健开玩笑说，他们数工资“数了半日”，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 人情练达，这是褚时健进入中年后越发明显的性格特征，但他并不圆滑而是非常真诚，所以与众人交往时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31. 其实烟草公司一开始也充斥着各种抱怨。专卖局规模不大，说服工作好做。地区烟草公司人员众多，合并起来后就出现了各种声音，基本上是认为烟草公司就这样被烟厂合并了，心里很不平衡。一些领导心里不踏实，觉得自己坐的车可能没以前好了，以前做正科长的担心合并后自己只能在烟厂的人下面做副科长了……无非就是为个人利益担心。褚时健明白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姿态：用车方面，好的车尽量给烟草公司以前的领导用，合并的科室，烟厂的选两个做副职，正职由烟草公司的人担当。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奖金和福利发放上，保证在一律公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烟草公司的人。

32. 这当然是一场图谋，不过，是阳谋，是一次很坦率的建议表达。这也是褚时健的性格特征，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指责他是一个霸道的人，褚时健在时过境迁之后说：“在做事层面上霸道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最终是为了集体和国家。但我做人一点不霸道。”从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的角度看，褚时健的胃口之大令他们不敢想象，这直接涉及两个机构的利益！他褚时健想干什么？所以当褚时健把自己“三合一”的想法与两个烟草部门协商时，遭到断然拒绝。

33. 问题就是问题，不解决就成了症结，会产生后患。

34. 是，他毕竟是体制内浸润多年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当自己的想法和现行体制、制度发生冲突时，他内心必然纠结，但他不会反抗，只会等待。 所以，当知道建立烟草基地障碍重重时，他只能暂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一边。

35. 褚时健的烟草基地计划陷入了内忧外患。显然，褚时健的想法是在挑战旧体制和旧习惯，这大概是所有改革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不过，褚时健并不是一个特别激进的改革者，在80年代，作为国企领导人，同时还有几十年党龄，他的想法非常切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6. 当时中美关系正是最好时期，中国的经济还未起步，美国人没有任何戒备之心。褚时健和一行人能进到工厂，仔细观看每一个流程。在弗吉尼亚州，他能在烟田边一待一整天，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提问个遍。

37. 我选人的标准？我啊，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

38. 总的说来，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很放权给我们做，国家不放权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工作上信任很重要，我这个人，不管风险大小，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样样事情都得按照上级领导的话去做，万一他说错了我也照做吗？如果你叫我来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应该完全放权给我。失误了，我改进，我做检讨，我自己把后果承担起来。

39.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他说。 锅炉是烟厂生产的重要设备之一，卷烟和复烤都需要锅炉完成。长时间运转下，锅炉的折旧率很高。玉溪卷烟厂有两台锅炉，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也遇到过几次大修停产的事情。以前烟厂的领导不懂锅炉技术，一旦出现问题就停工停产一个多月以上，极其影响生产，但大家也不着急。 褚时健听说以前修锅炉的时候，有革委会主任（“文革”期间厂长之职称为革委会主任）亲自指挥，还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褚时健在戛洒糖厂有过锅炉改造的经验。当时，他亲自动手将一台4吨锅炉改造成了10吨，大大提高了糖厂的生产效率。因此，对于锅炉的技术原理，他很熟悉。 褚时健到烟厂工作不久，技术难题就来了。两台锅炉中的一台出现故障，需要大修。当时正是烟叶复烤的季节，如果锅炉跟不上，烟叶就面临霉变，损失就大了，而且还极有可能连带造成工厂停产。褚时健立即找来了维修部门的负责人，询问维修工期。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很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你看着办。我如果让步，对国家不好交代，你要让步，大家都好说。” 维修工们不出声，褚时健强调了一句：“4天必须修好。”“那我们就不敢修了。”维修负责人准备撂挑子。 褚时健已经预料他要来这个，卷了卷袖子：“你不是说以前的主任是亲自指挥吗，这次我也来和你们一起修。” 褚时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维修安排，他把工序增加到5道，然后从别的车间调人过来，18个人，让5道工序同时进行，24小时不停，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进行。 人员安排好之后，维修工作立即开始。材料组在其他车间准备锅炉使用的弯管，一边加热弯曲，一边打磨管口，还有人负责搬运。锅炉房只需要把管子撑开之后安装好。这样一来，各工序配合紧密，工作进度很快。锅炉要修好总共需要48根管子，第一天就装好了20多根。 连续奋战3天之后，褚时健的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周围的职工都劝他回去休息一下再过来。他到家刚刚躺下，就有人跑过来叫醒他，告诉他锅炉修好了，出蒸汽了。 原计划4天修好的锅炉，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褚时健到现场察看了情况之后，确认锅炉已经修好了。他转头问工人：“小杂种，你们不是说以前主任带都要48天吗？你看这次几天就修好了？！”褚时健很少骂人，每次骂人，“杂种”是必备词。 工人回答得直接：“以前让我们苦战15个昼夜也不给我们喝一碗稀饭。不像现在，晚上还有加餐，那么一大碗肉酱米线。”褚时健笑了，他对所有参与维修工作的工人说：“娃娃们，再给你们点福利，你们全部放假4天，另外这个月再加4天加班工资！”工人一阵欢呼。

41.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他说。 锅炉是烟厂生产的重要设备之一，卷烟和复烤都需要锅炉完成。长时间运转下，锅炉的折旧率很高。玉溪卷烟厂有两台锅炉，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也遇到过几次大修停产的事情。以前烟厂的领导不懂锅炉技术，一旦出现问题就停工停产一个多月以上，极其影响生产，但大家也不着急。 褚时健听说以前修锅炉的时候，有革委会主任（“文革”期间厂长之职称为革委会主任）亲自指挥，还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褚时健在戛洒糖厂有过锅炉改造的经验。当时，他亲自动手将一台4吨锅炉改造成了10吨，大大提高了糖厂的生产效率。因此，对于锅炉的技术原理，他很熟悉。 褚时健到烟厂工作不久，技术难题就来了。两台锅炉中的一台出现故障，需要大修。当时正是烟叶复烤的季节，如果锅炉跟不上，烟叶就面临霉变，损失就大了，而且还极有可能连带造成工厂停产。褚时健立即找来了维修部门的负责人，询问维修工期。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很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

42. 河就可以拿鱼，我这一辈子除了工作，最爱的事情就是拿鱼。小的时候是因为贪玩，老师把手掌心打肿了还是要去。成人以后我还是很喜欢，有条件我就去。有时候旁边人还不太理解，你一个以前地区上的干部，都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么落后的地方来了，还有心思去拿鱼？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是没有悔改，要么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个人，别人把你打倒了不要紧，总有事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但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不然就真的是彻底倒了翻不了身了。拿鱼给我带来乐趣，如果我连自己的乐趣都没有办法去找，生活就真的过不下去了。而且拿鱼看起来是件玩乐的事情，实际上它不简单。它就像在水中打猎一样，你需要了解猎物的环境，还要了解猎物的习性，有时候还要用点心理战术。特别是像我小时候的拿鱼方式，光脚进水里，要让鱼感觉不到你，让鱼不自觉就到你身边来，然后动作快速地把它拿住。而且拿鱼是件比较单纯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就能把它做了，不需要和人打什么交道。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很适合调节心情。“文革”期间，尽管那10年对整个国家都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比较之前农场几年的动荡，我们一家过得还算平静。

43. 通过以路换甘蔗、以酒换甘蔗这些办法，褚时健得到了糖厂发展必需的原料。他后来回忆曼蚌糖厂，说这些经历让他想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

45. 褚时健内心的喜悦自不用言说，这是他离开玉溪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从工作中得到的最大愉悦。这种愉悦很像他少年时一次次捉鱼，或者成年后一次次打猎：目标清晰——瞄准目标——聚精会神——拿下。他喜欢这种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凭技术说话的工作。

46. 仅仅这两项调整和改造，燃料消耗就大幅降了下来，成本降下来很多。褚时健刚到糖厂大半年，利润已经开始快速提升了。褚时健接着又在厂里搞了一次改造，那就是把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了6个。原因是褚时健觉得甘蔗的糖分远远没有榨干净就被拿去酿酒或当燃料了，太可惜。他对工人说：“眼睛一看就知道没榨干净嘛，你看还是湿的，小孩子拿过去还能当糖嚼一嚼。”一根甘蔗伸进滚筒，“哗啦”一下就出来了，太快太粗，很多糖还没榨出来。褚时健让技术人员加上3个滚筒，分两组榨，3个滚筒一组。出糖率一下就从9%上升到10%了。再加！他又让技术人员加了一组滚筒，一共9个，这下出糖率接近理想了：超过了10%。如今时光流转，现代化榨糖设备的出糖率已经高出很多，但在当年，要提高两三个点的出糖率，简直难乎其难。 “其实不难，是他们脑子里没那根弦，不想往前一步，不钻研，不认真。”褚时健说。

48. 他的工作自然完成得不错，地委和行署里的干部大都年轻，有南下而来的，有本地成长起来的，性格各异，做事风格也各不相同。不过论办事能力，褚时健在一众干部中算得上出类拔萃。他最擅长和人谈话,化解对方的思想心结。在人事工作上，一纸公文还得加上干部的协调能力，政策规定才能执行下去。褚时健总是能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就把事情处理了。他和人谈话从不谈大道理，但总能抓住对方的心思，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谈通了。因此，他有了办事能干的名声，也交了不少朋友。

49.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50.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

51. 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53.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54. 做什么事都琢磨一下，这是褚时健从小的习惯。

55. 做一件事，力气一样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就白花了，认真总是没有错。

56. 但母亲可能没注意到，家里的油用得快，炸鱼的确消耗了不少，还有一小部分则是褚时健悄悄拿出去了。他自然不会拿去浪费掉，还是拿去炸鱼了，只不过是给别人家炸去了。村里的小伙伴们家里普遍都很穷，一日三餐尚且不太能保证，油星自然也见得少。有时大家一起去捉鱼，褚时健捉到一大堆，每次都不独享，一起去的伙伴人人有份儿，偶尔别人还很犹豫拿还是不拿，因为家里没油没盐的，拿回去也没意思。每遇这种时候，褚时健经常就是一句话：“我给你嘛！”他的义气在村子里还是很有名气

57.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亲手转动过命运的车轮，从这车轮里迟早都会转出一生中的大事件。 ——瓦尔特·本雅明

58. 我坚信一点：传奇有时更源自不期然的际遇，而强人之所以为强人，乃是在简单的、平静的、世俗的生活下隐藏了巨大力量——我希望找到褚时健身上这样的巨大力量。

59. 他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成功、财富都是顺带的结果，

60. 一次开会时，王石和我聊起这本即将开始采访的传记。他说：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写褚时健？他从出生就一直在云南，而且几乎没离开过玉溪那个小地方，但他做的都是能在国际市场拿得出手的事情。为什么？ 这大概就是褚时健人生的有趣之处，以“小”赢“大”。他一辈子都在小地方，并没有强大的教育背景；政府交给他的是小厂；他回忆里的事，更多是细节小事……但他却的确做成了大事。

61. 正如尼采所言，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62. 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且我有十分的认真态度，做哪一行就尊重哪一行的规律。学习多、了解多、实践多，心里就有足够的谱气。无论以前在玉溪卷烟厂还是今天种橙，我取得的一些成绩，总有人说“学不会”。其实，只要你努力掌握事情的规律，并且有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觉得完全可以学会。

63. 我人生里没有服过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价值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64. 一个人如果庸庸碌碌地活，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生经验的。 回想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做得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我十几岁在家乡时就帮着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几十年来，我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不管在什么阶段，在什么年龄，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事，一个人不虚度时光，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人生才有价值。

云贵高原自古是荒蛮之地，民族众多却人口稀少。这里传统的原住居民是古时以部落形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来的中原中央皇权都对云南有着疆域政治统治权力，但除了发配犯人到这样的边疆贫苦之地，鲜少有汉族人口主动迁入。大量汉人涌入云南，是从明朝开始的，当时多为军事移民，官府把军士连带军属输送往云南，目的是为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和镇守边境。这一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改朝换代后的清朝。清廷沿袭了前朝对云南屯兵戍守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咸丰、同治两任皇帝统治期间。为镇压云南回族起义，朝廷多次从外省征调军队及团练营勇进入云南。事平之后，有的返回内地，有的则被就地遣散，“归农归厂，自谋生理”。褚发珍的祖父，也就是褚时健的高祖父，大致就是这种情况。

褚时健在乡村自由自在生活的十多年，其实正是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十多年。特别是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短短两三年间，中国的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就在1942 年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这次受伤直接导致了一年后他的离世。

家里的生活在父亲去世后越发艰难，六兄妹加上母亲，七张嘴要吃饭。褚时健作为长子的责任一下就沉重起来。母亲地里、家里两头忙，还要照顾不到1 岁的小弟弟，精力完全不济。最大的一个弟弟褚时候也要小褚时健两岁，所以弟弟妹妹们都只能打打下手，基本上还是被照顾的对象。15 岁的褚家长子一下就长大了。

作为长子的褚时健开始帮着母亲打理家里的大事小情后，越来越对自己的学业、未来没有什么计划了。他的小学已经念完，如果父亲尚在，应该会送他去念中学。大伯家和三伯家的堂哥都是如此，特别是大伯家的褚时俊，在褚时健心目中是读书好人也好。堂哥高中毕业时，大约有七八千人参加高中联考，著名的西南联大只在昆明招收两个人，大哥褚时俊就是其中一个中榜者，而且就读的是当时人看来非常高深的机械专业。褚时健每次去大伯家，和堂哥最聊得来。但在内心里，他知道自己和堂哥不一样，堂哥家庭条件不错，可以全身心求学，而自己则要承担起长子的责任。

1957 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1957 年6 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很快，早就训练出政治运动神经的各级地方组织行动起来，褚时健被迅速任命为玉溪地区政法系统的“反右”小组副组长。

褚时健越来越不理解当时的时代。在他看来，仗打完了，人民安定了，还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吗？他很迷茫。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信仰、理想，他丝毫不怀疑党的政策，但是，党的政策每每到基层执行时，为什么会夸张到如此地步？他百思不得其解。

1958 年底，全国‘反右’运动已经接近结束，但运动突然回光返照般又卷土重来一轮，历史上称为“反右补课”。这一次，又划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 月，褚时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人在“右派”身份确定后，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到农场。

褚时健在农村长大，对体力劳动不陌生。他心里对离开机关办公室，转身拿起锄头镰刀的生活并不犯怵。他痛苦的是人生壮年之时的无妄之灾，和生活之路突然被切断、人生方向未知的巨大迷茫感。

人有时并不太了解自己，须到了特定环境后，潜在的性格才显现出来。褚时健到了元江的农场后才发现，其实自己的性格里有知命的一面。经历了世事变迁，他当然坚强和有力量，但是，他愿意把这些强韧藏在顺命的表面之下。“不然又能怎么办呢？”他说。

在红光农场苦熬两年多，1961 年，褚时健等来了“摘帽”。这是从1959 年开始对“右派”的一种平反政策，但又绝非完全的平反。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是：更正对“右派”的对待方式，把他们头上的“右派”帽子摘下来挂在墙上、放在群众手里，如果“右派”表现不好，随时可以重新戴回去。所以，大批“右派”尽管被摘了帽，但是，依然头顶“摘帽右派”的无形帽子。命运并不明朗，更无法逆转，仿佛小船被奔腾大河冲到河中心，船已经破损，河流固执向前，无法再将小船送回岸边。

不过终于可以离开红光农场了，既已摘帽，总要有新的工作安排。褚时健在华宁工作期间认识的普朝柱此时正任玉溪地区新平县委书记。两人在华宁期间就因为人生经历相似而成为好朋友，只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两人走的路一直没有交集。普朝柱得知褚时健已经“摘帽”，就上报上级，把褚时健从元江调到了新平县畜牧场任副场长。

当褚时健准备在畜牧场好好干一场时，政府宣布畜牧场垮掉了。垮掉其实很正常，因为它多年不创收。但褚时健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突然。

一家人收拾简单的家当，按政府的调令，奔往距离60 多公里、同在新平的另一农场：堵岭农场。

1963 年5 月，褚时健一家在堵岭农场仅仅待了11 个月后，农场因为只剩下200 多人而被政府解散，农场的人搬迁到附近的漠沙农场，两个农场就此算合并了。这时，普朝柱找到褚时健，问：“要跟着去漠沙农场还是另外找个单位待着？”褚时健说了长久想说的话：“不想在农场待了，够了！去个稳定的地方吧，让姑娘好好读个书。”褚时健再去县里开会，普朝柱告诉他：“县里商量过了，你去曼蚌糖厂吧。”褚时健点点头：“好。”他其实并不了解曼蚌糖厂，但他信任普朝柱。况且，“县里已经商量过了”，他没有他选，只有一条路：服从。然后，出发。只是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个转折点，无意中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

1963 年5 月，褚时健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装上一家人全部家当，搭上一辆顺路的拖拉机，带上妻子和女儿，从堵岭农场到了曼蚌糖厂报到。他的职务是曼蚌糖厂副厂长。这一年，褚时健35 周岁。35 岁的他全然未想到，由此就是16 年的扎根时光。褚时健在糖厂一年后，1963——1964 那一个财年，糖厂传出爆炸性好消息：当年纯利润是8 万元。

1978 年，对历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此文的大讨论。也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基础。

玉溪地委也急迫地寻找能迅速带领各行各业发展起来的人才，尤其是企业方面。财政要填补赤字，生产要恢复起来，企业迫切需要带头人。褚时健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大家对他近20 年的经历都很熟悉，他在新平时期把糖厂管理得风生水起的成绩早就有目共睹。显然，该是找他的时候了。

当时玉溪地委给了褚时健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

褚时健做出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1979 年，玉溪卷烟厂已经经历20 年的发展，但是长期政企不分导致这里机构臃肿，生产力低下。

烟厂当时有“恭贺新禧”、“翡翠”、“红梅”、“红塔山”等品牌的产品，都属于云南市场上的中下等烟。即便拳头产品“红梅”烟，年产量也只有10 多万箱，并且大部分还积压在库房。厂内职工的顺口溜是：“红梅红梅，先红后霉。”所以在诸多国营工厂里面，玉溪半机械化半作坊式的烟厂是效益比较糟糕的一家。工人处于消极状态中，工人工资水平只有其他厂的一半，一名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30 元左右，普通工人的只有10 多元。因为收入太低，据说当时的烟厂男工都很难找对象。

褚时健对工厂的生产和经营丝毫没有恐惧，他干过工厂，他知道经营之道万变不离其宗。糖厂和烟厂在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上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他心里很有底，按他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谱气。他甚至在心里已经对烟厂的生产有了一些小小的谋划。他所怕的不是事，而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人际关系。

褚时健为此找了地委书记胡良恕：“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胡良恕说：“讲。”褚时健说：“我是一个外派的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胡良恕一口答应，随后召开地委工作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中。这一决议的执行为褚时健走马上任扫清了一大障碍。1979 年12 月，胡良恕调离，新任的地委书记李孟北与褚时健打过交道，彼此了解，同样按照决议不遗余力地给了他大力支持。

1981 年上半年，他带着几个车间主任和技术员走访了上海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等几个全国规模大、产品名气大的烟厂。回到玉溪后他问这些同事：“找出什么差距没有？人家为什么比我们做得好？”技术员们异口同声：“人家机器好。”这话说到了褚时健心里，这也是他走访时最有感触的一点。这些优秀的烟厂几乎都有一套先进的设备：昆明卷烟厂1973 年就引进了国内第一台美国产的MK8F 卷接机；1974 年，长春卷烟厂得到了一台来中国展览的英国MK9 型卷接机；“文革”结束后，天津卷烟厂引进了日本MMC卷接机，每分钟卷接香烟2000 支。而玉溪卷烟厂用的还是25 年前的老设备——“新中国”牌卷接机，这种设备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淘汰了。当时比较新型的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 烟支卷接机每分钟能卷接出5000 支香烟，足足是“新中国”的4倍！而且因为工艺精良，卷接出的烟丝紧致，外形和吸味都很好。仅仅从外观上看，这台进口设备卷接出来的香烟比红梅和红塔山要高出几个档次。褚时健听完技术员们的话，狠吸了一口烟后把烟头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几个月后，英国厂家运来了一套MK9–5 型卷接机。

在研究万宝路、骆驼、555 等国际香烟品牌时，他发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香烟的烟丝明显和国内香烟不一样。“云南是烟草种植大省，种烟草也有些年头了，怎么我们的烟丝就是比不过人家？”因为烟叶当时要在国家统一调配下购买，厂家在选择烟叶上约束其实很大。“烟厂只能负责搞生产，烟草公司管卖烟叶。这种情况叫烟叶调拨，一切都由国家掌控。”褚时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国家财政收入”而实行的《烟草专卖法》让褚时健失去了购买烟叶的自主权。

1985 年的春天，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找到褚时健，想向褚时健借款帮助农民发展水浇地种植烟草，钱不多，10 万。这是烟厂和农村经常有的相处方式，因为在国家调拨的前提下，烟厂和农户有着买卖关系，偶尔借账并不出奇。但褚时健这一次听出了机会，他闪出大胆一念。在与领导班子简单沟通，承诺先试一试后，他把乡长叫到自己办公室。“乡长，我不要你还钱，但有个条件。”他说。烟厂同意无偿为烟农提供种植烟草的资金，但是要求烟农必须按照他的方法来种植烟草，并将烟叶交给玉溪卷烟厂。“褚厂长，这个好事我们肯定做得嘛。”赵桅乡乡长简直狂喜，当即同意褚时健的提议。很快便组织赵桅乡的400 多户烟农与玉溪卷烟厂签订了合约。

以在美国学习到的烟农种植手册为范本，褚时健请了通海科委和农科所的专家技术员制定了“十条规范”——这个在烟厂一直被称为“十条规范”的条例经过不断丰富，其实不止十条，总共有二十多条，从量地、整地、植株间距到肥料比例、生长期等等，每个环节事无巨细地做出规定。

土地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诚心回报诚心的事物。烟厂2418 亩烟草试验田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褚时健的试验田平均亩产373 公斤，高于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量——242公斤；烟叶质量优良，中上等烟叶占比例80%，而以前这一比例仅为20%。这些等级的烟叶制成高档香烟后，利润将是以往中下等级烟叶的5 倍。

1995 年3 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检举信让河南三门峡市爆出一起投机倒把案，主案人是一个叫林正志的河南人。5 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案，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8 月，褚映群也因同样的案件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此时，玉溪卷烟厂已经一片哗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位当年的职工说，当时想的是：不会牵连到厂长吧？9 月，不幸猜测被言中，中秋前夕，河南警方将马静芬从家中带走。

显然，调查的矛头已经越来越逼近褚时健。马静芬之后，接着就是已经人在商场的褚映群，在她被送到河南的看守所后，新华社的报道称她“共索要和接受3630 万元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但直到最后，在法律上褚映群依然没有坐实罪名，因为在那个年代，倒卖烟是合法行为。在父亲褚时健的了解里，女儿的确与他人合作倒卖了香烟，并不存在“索要钱财”。

褚时健也感觉到了压力，那一段时间他变得有些沉默，在家也很少说话。烟草这个行业，本身就带着原罪，加之国家又实行专卖，在这个行业挣到钱，拿到高额利润，成就感大抵也是要打折扣的。褚时健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他只是一个纯粹的企业经营者。当命运安排他进入这个行业时，他并没有对它另眼相看，只是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就如他自己所说：“闷头在做。”十几年过去，猛然回头看一看，他才醒觉自己一直行走在悬崖边，看尽人间百态。烟草，的确就是高危的行业。

1995 年12 月，亚热带的玉溪也很冷。从河南传来噩耗，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褚时健当天就在令狐安家的客厅里得到这个消息，专案组正好打电话过来。褚时健几乎当时就崩溃了，在老熟人令狐安面前，褚时健痛哭失声。这是褚时健成人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

1999 年1 月9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四百零三万元，港币六十二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褚时健的人生大戏，悲凉而沉重地落下帷幕。

判决之后，褚时健放弃上诉，他被送入云南省第二监狱开始服刑。无期徒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包括褚时健自己。“我预估过好几个刑期，从没有想到是无期徒刑。”

褚时健历经风雨几十年，意志力在风雨里锤打了几十年，他显然不是一般人。仅仅几天后，他就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既然是全国影响最大的经济案件，我觉得我上诉也没用，也没有任何意义。我70 多岁的人了，能活几年？不折腾了。好好把监狱日子过平静，也就算了。”他生生地咽下了自己的不平之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老家矣则村的村委会主任冯德芸带着几个同乡拎着水果去监狱看他，说：“褚大爹，你要保重，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家乡人、自己童年玩伴儿的儿子冯德芸，摆摆手。“不会不会！”他说，然后用云南方言狠狠地撂了一句：“搁球不住（我心里才不放这些事情）！”犹如当年被打成“右派”，褚时健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了自己心态一样，这一次，他对生活的钝感力再度帮了他的忙。

2001 年，因为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刑事裁定后，将他的刑期减为17 年。

2001 年，褚时健在狱中晕倒数次，最厉害的一次是5 月间，他前几分钟还在厨房里帮着做菜做饭，后一分钟猛一站起来，立即天旋地转，晕倒在地。医院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严重阶段。“我以为我都不行了。”褚时健说。他一个月内瘦了七八斤，如果继续在狱中，恐怕病情只会加重。在医生的建议下，褚时健保外就医。5 月15 日，他离开监狱，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

从走出监狱那天，褚时健就打定主意要做点事情，尽管他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他的病情是：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他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也一天不落地必须吃。但他还是坚持要做点事情，一方面是他天性中的闲不住，每天无事可干让他浑身更不自在。

做什么呢？有烟厂邀请他做顾问，一年给出的顾问费就不低，他没有一丝考虑就拒绝了，既已离开，就彻底告别。“何苦回头呢？”他说。在他的案子之后，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变革多少和褚时健有着关系，但他本人却做了牺牲。21 世纪最初的几年，矿山的开发也是一门生财之道。褚时健也被建议不如去搞搞矿山开发。可是，这是一项高投入的生意，“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

把眼前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当都排除后，褚时健还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上。从新平糖厂期间对甘蔗的种植，到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烟叶的种植，褚时健天然对土地有着亲切感，也有足够的自信。“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他说。尽管几乎没有种植橙子的具体经验，但对于土地、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他心里是有数的。

从2002 年开始自己的种植生涯，到2015 年本书写成之时，褚时健从75 岁到了88岁。在这13 年间，他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种出了全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的橙。对比20世纪他在玉溪卷烟厂把“红塔山”打造成了国际品牌，他的“褚橙”显得更有意义，因为这是在所有行业里最不被人选择的农业，而且操作者褚时健是绝对高龄。

就像当年有人质疑玉溪烟厂的辉煌是因为国家专卖政策一样，也有人认为褚橙如今在市场上如此受热捧是因为褚时健的个人故事和人脉所致。作为销售端的本来生活网的喻华峰不这么看，他觉得所谓的故事和人脉都只能起短期效应，作为一种体验感很强的食品，褚橙的热卖还是因为自身的品质。在本来生活网上褚橙的销售2013 年比2012 年火爆，2014 年比2013 年更为抢手，正说明了褚橙自身的强大。褚时健说：“你开个馆子，好朋友可以第一天来，第二天来，来个四五天送钱给你没关系。要是你做的东西不好吃，谁也不会来了。”

作为企业家的褚时健，战胜了时代。

褚时健15岁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村子里干农活帮衬母亲，一个是去昆明读中学。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两个选择并没有太多差别。这时候他堂哥的出现促使他选择第二个选择。堂哥可以说是他的贵人。这个选择完全决定了他的命运。回望过去才知道这个选择的重要性，放在当时，褚时健根本不明白这两个选择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我们，也许两个自己觉得没有太大差别的选择，做出选择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贵人来帮你选择。

强如褚时健，也无法忍受“下放右派”期间的艰苦折磨。文中大量描写了艰苦生活，以及褚时健面对艰苦生活的积极一面。我想，在那段身心受折磨的岁月，伴随着他的更多的是痛苦和不堪。传记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偏少。可见，这个传记也是选择式的歌颂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