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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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对称关系，法治与人治这两个范畴既非在历史意义上是中性的，亦非在文化意义上是等同的。一个一直被预设为是西方的，进而是现代的；而另一个则被预设为非西方的，进而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虽然当了解到中国中心论的传统世界观时，我们西方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中国”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中央王国”，或采一种更为字面化且稍微不那么浪漫的译法——“核心王国”），然而我们却几乎完全无意识的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们是第一世界，超出所谓的第三世界两个等级。不可否认，随着第二世界在实质意义上已经消失，这种差距事实上渐趋缩小，甚至作为由本土民众构成的一个崭新的第四世界业已出现在政治与法律的视野中。（显然，那些对地球表面主张最长权利链条的民众却被置于队列的末尾，位居三个世界之后。）然而，除了我们西方的唯我论外，文化与国家并不与它们体现普世价值之能力的序数一一对应。这种基于经济与种族而将地球分成不同世界的做法，否定了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的实质意义上的共时性。 欧洲分析范畴并非普世的，甚至当许多欧式实践作为欧洲帝国主义存续的遗产或多或少的业已渐趋全球化之时，亦是如此。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破解之道的历史难题。在迪皮什·查克拉巴蒂看来，欧洲范畴“在帮助我们彻底想清楚非西方国家政治现代性的经历方面，既必不可少，但又不甚充分”。对于这种窘境你，查克拉巴蒂提出“将欧洲边缘化”来加以应对：通过将欧洲的分析范畴解中心化而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并对这些范畴及它们的历史加以批判性的审视。 (查看原文)

  Zophiel 2020-08-12 22:56:12

• 事实上，甚至对比较法学者而言，观察法律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什么新鲜之事。从启蒙时代直到功能主义及其许诺的一种中性社会科学范式的出现，此类观察为比较法提供了主要的理论基础。简言之，依此观点，每个国家皆由一种独特的文化本质所界定，而其法律只是此种本质的一种体现。甚至直到今天，此等观念仍旧继续内在影响着美国卓异主义与中国例外主义：法律乃是美国政治秩序之天赋的核心表现，而“无法”则是中国文化构造的组成要素。事实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不仅常被用来说明作为中国国家内在秉性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而且亦被更广泛的用以佐证一种文化主义的分析模式。在该书中，他这样写道：”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和民法.........理应十分贴切的适用于该国民众；如果这些法律适用于另一个国家，那只是极其偶然之事。“ 对于当代观察者而言，这纯粹是文化本质主义的体现。尽管如此，后殖民理论分析与关于法律构成性观点的结合，激进化了已被承认的文化主义方法。当构成性观点超出法律在我们社会世界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将它的角色包含在我们以自身为主题的建构中时，法律就不是简单反映”我们的被预设的国家认同，而是制定出这种认同。换言之，法律主体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由法律确定的范畴构成。由此，没有主体可置身于法律之外；解释法律范畴并不仅是我们对法律所做的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法律也促进以及限制了我们自身。 (查看原文)

  Zophiel 2020-08-12 23: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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