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入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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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它们都可能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页，注释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0。）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而不是其组成“元素”：由于“民族”这一统领性”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向“民族主义”）。这两个（或许还有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 (查看原文)

  何察景 4赞 2024-04-09 10:19:10

• 这种“实证研究”对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吸引力。如同康有为一样，王炳耀也表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西人在进化之路上既已先行一步，具有示范作用，而拼音又是文字发展的趋向，还有何疑义可言？其弟王炳堃更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各国，惟中国与埃及开文运为最早。夏商之世，亚欧二洲尚属草昧，而中国与埃及大启文明，以二国之字相近也”，俱“起于象形”。可是早熟也未必就好，导致“中国字学繁琐失之为史”，与非洲部落无文的“獉狉之族”一样，实际“皆非中道”。王炳堃认为，“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埃及不振久矣，中国亦近外国凭陵”，其故在此。此一情形，不得不令人慨叹：“夫中国之所以得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 (查看原文)

  何察景 4赞 2024-04-13 04: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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