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着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的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教区的教民们很尊敬我们这家人，所以有我和我表姐出席他们的婚礼对他们来说是很荣幸的事。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光装可爱就收钱。我们并不拿戒指持花，只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上教堂的过道。什么叫不劳而获啊？我们什么事也没干，就管收钱，收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1. 我妻子和我一直没搞清我们被释放的原因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位知道内部情况的人后来跟我们解释，那是因为中央领导层有了变动。

2. 1979年 英若诚和吴世良加入中国共产党

3. 1941年 英千里第一次被日本人关进监狱。 1943年 英千里第二次被日本人关进监狱（至1945年）。

4. 他用话筒演讲：“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还太年轻，不懂这个会议的前因后果，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背景。一九四八年，第四野战军军长林彪和满族的首领达成了一项协议。今天你们聚在一起开会是协议的一部分，协议规定每五年开一次会。”

5. 英达对父亲被关进监狱后自己被遗弃这段遭遇的回忆比英若诚所描述的更惨。据英达说，星期天外婆让他去叔叔（英若聪）家，傍晚他回到家里，她已经走了。他进院子时注意到家里没有灯，平时放在外面的东西都清走了。门锁着，有个信封上面写着“英家”，英达就带着去了他叔叔家。那天晚上他就睡在叔叔家，一直到奶奶把他接过去。

6. 英格·莫拉斯基金会会长约翰·耶可布说，莫拉斯一九七八年的日记记载着米勒和莫拉斯于九月十八日一同离开美国，转道东京，于同一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到达北京，一直在北京待到十月十二日。（莫拉斯一九七九年又去中国，同行的有他们的女儿丽贝卡，米勒一九八三年再访中国。）一九七八年莫拉斯和米勒尽管是作为游客到中国访问，但实质上他们是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的客人，由友协帮他们安排官方的访问和翻译。根据我和耶可布先生的谈话，官方安排的日程上有曹禺的名字，但没有英若诚的名字。莫拉斯和米勒一九七九年出的书《与中国的接触》中没有提到英若诚，说明一九八○年曹禺和英若诚到美国访问时米勒才明白英若诚是谁。

7. 一九八○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我的朋友和对头们都一直认为我学贯中西，里通外国，可那其实是个假象。因为我五十岁之前从未出过国。一九八○年我去了伦敦，之后又马上访问了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继而觉得我何德何能？我甚至感到内疚，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这些出国的人住的是宾馆，价钱贵得总是让我们吓一跳，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我们知道挣这些钱多么不容易。

8. 我当文化部副部长三年，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可我的任期直到一九九○年才最终结束。

9. 在八十年代初上演《严峻的考验》政治上倒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这样的故事很普遍，事实上，那几乎是当时的时尚。当时盛行的是“伤痕文学”，有很多文学作品揭露“文革”中人们受到的迫害苦难。

10. 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才能。

11. 《茶馆》是第一台到国外演出的中国现代戏。

12. “搞文艺没什么前途。”我说，“我们只能演些宣传戏。如果搞宣传，还不如来《中国建设》。何苦留在人艺，假装艺术家。” “可我想当艺术家。”他告诉我，“你能帮我进人艺吗？” “我可以试试。”我答道。最后曹禺和于是之帮他进了人艺。 剧院那时缺作家，所以对他来说正是时候。他进剧院后，写了几部好戏。

13. 这意外发生在庆祝毛泽东宣布“一定要根治海河”这一天。在海河边要举行游行，路旁搭起了用鲜花装饰的拱门。我弟弟的性格就是这样——即使到今天，在经历所有苦难之后，他还是个随和乐观的人。那次，他对其他人说：“你们都回家吧，我来把拱门的事做完。”能早回家大家都挺高兴，我弟弟就留了下来。最终，他干完了活儿也回了家。谁知那天晚上下了暴雨。第二天早上大家来上班时，拱门上五个字有一部分被风吹跑了。本来是“毛主席万岁”，最后一个字缺了一个角，变成了“毛主席万夕”。

14. 我喝了一小口，说：“这不是一种酒，是古井和特曲两种酒兑的。”她闻言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

16. 她父亲吴保丰是第一批从美国学成回国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见证了无线电业的兴起和发展，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广播电台，最初设在南京

17. 她父亲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

18. 修道士们喝酒是犯罪，而把他们都杀死则不算什么罪行。

19.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21. 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23. 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

24. 一九一二年废除皇帝时，原本皇宫里的御厨被遣散了，其中一些有特别手艺的厨子也就散落到了民间。 他们在北京开了自己的买卖。我大约十岁的时候，是我唱歌最忙、赚钱最多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点心是豆子做的“猴儿蹿稀”，里面有蜂蜜，这种点心有各种形状，可以拿着捏玩，最后吃掉。现在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很多奶油、又齁又腻的西式蛋糕。讲究店里也就“仿膳”还做这种老式的糕点。这店最初是由皇帝废除后御厨里的厨师们兴建的，他们对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特别讲究。“仿膳”的总店在北海的湖边，在北京有好几家分店。

25. 《大公报》由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六月创办。一九一一年英敛之从编辑职位退任，并于一九一六年将《大公报》卖给与北洋政府有关系的一位商人。一九二六年九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重振《大公报》及其周刊《国文周报》（于一九二四年建报），以其“四不”著称：不与任何党派有关，不收任何政治团体的资金，不为股东和员工的利益服务，不盲目跟从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大公报》被广泛认为是发表自由观点的平台。

28. 在当时那可真的是一把大钥匙，要打开西直门，得用一把巨大的钥匙。

30. 冯玉祥是她忠实的支持者，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是个有名望的人。他于一九四八年去世。所以“反右”运动和“文革”时他早就不在了。冯玉祥曾去美国进行友好访问宣传他的事业，在他的演讲中曾提到“王先生”是有善心的模范公民，应该受到爱戴和保护。冯玉祥是在旅行时去世的。他的私人邮船被一条美国大船牵引着，可不知为什么起了火。当时的民心和舆论正在转向冯玉祥，公认他可以取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中国，曾一度出现很多盛大的纪念活动。“王先生”自然是非常悲痛，但她还是在国内外继续宣扬冯玉祥的事业。

31. 意思是，如果一位姑娘突然喜欢吃辣的了，那就说明她有生理需求啦。

32.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33. 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

35. 一九○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36. 我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的创办者，当时叫北洋大学，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新式教育。

37. 据英达回忆，他的父母是在月底被捕，家里只剩几元零钱做家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只能饿肚子了，”他说，“我们就开始卖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明代的家具，但维持没多久。第二年，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我则在马路上讨吃的。”

38. “边缘外交”这个词是指“和平演变”

39. 郑佐成被放出来的时候，在家等他的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季家惠。她确实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世上有太多悲剧，但也真有大团圆的结局。

40. 我们得先找到铁丝，越硬越好。然后把它弄断到针这么个长短，在床头的水泥墙上磨得又直又亮。如果号里有人戴脚镣就更好了，我们就会要他帮忙用镣铐把针的一头砸平，然后弄尖，这样反复，直到针的一头平了。当然最理想的是把针磨到通红，然后淬到冷水中，那样针尖就变得很硬。趁针还比较软的时候，轻砸针平的一头，弄出一个小凹。再对着水泥墙磨小凹突出的对面，只要有时间和足够的耐心，最终，就会有个小针眼儿出现。

43. “你为什么被捕？”这问题我对每个人都问，我也问了这位医生。 “那是我自己糊涂。”他说。在“四清”的时候，大家都要对自己的过去作交代。他交代说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他被日本人抓去，被逼着为一位日本军官治过疟疾。他交代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几天后被抓了起来，罪过是他给日本军官开药治病就算当过汉奸。

44. 他们从一座小山上淘金。先把山的岩石炸开，从炸开的岩石块中用铁夹子把任何闪亮的东西夹出来。金不容易氧化，总能从岩石里被辨认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闪亮的材料收集起来，放到小溪里，让金子沉淀下去。因为金子要比普通的岩石重。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得到一些金子

45. 他提到还有另一种方法是蛋壳开裂、小鸡要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多半是雌的。

46. 孵小鸡不能超过二十个蛋，十二个最合适。用这个方法孵出来的小鸡只有一两个是雄的，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辨认小鸡的性别有三种方法。小鸡在地上走的时候，雌的走直线，雄的却左右摇摆不时改变行走方向。第二种方法是提起小鸡的两条腿，小鸡的头垂着便是雌的，要是小鸡的头朝前或朝后仰，便是雄的。第三种方法是以手捉鸡，向后退缩者为雌，向前挣扎者为雄。

48. [1] 冀县监狱里没有香烟，有时能从地上捡到看守扔的几个烟头。囚犯们就收集烟头里剩下的烟丝，另外再用纸卷成烟。有一次英若诚在义务劳动时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从犯人那里没收的烟丝，就平均分配给各个牢房。他在北京监狱时学会了不用火柴点烟的三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用一根线穿上两粒瓷纽扣，用牙齿咬住线的一头，另一头用手拽着，让扣子飞速转动，碰击一个铁皮盖子，爆出火星。他把这种方法教给年纪大的狱友，因为这种方法相对来讲最不费力气。

49. 另一位有意思的人是天主教特拉比斯特派修道士，他们一旦入教后就不允许讲话。

50. 一位犯人曾在一个很著名的作坊里工作过，他就教我怎么做酱。先把黄豆彻底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用开水浸没，小火炖三小时到豆煮烂。然后把豆沥干，再放到石磨里磨成豆泥。这位老头子告诉我，找学徒最关键的是看他们的手，“如果那人天生手潮，那就根本不适合做这一行。我们要的人手要干燥，才能保证没有手汗混到酱里”。

51. 每天每个囚室都会分到一份报纸。我就照着报纸画毛主席像，当然，我这并不是衷心热爱毛主席，因为到那时我已失去了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甚至对他的理智产生了怀疑。我怕万一被看守发现了，画毛主席像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52. “动脑子想啊，他们怎么向上面汇报？监狱里打架了？他们能那样汇报吗？这是监狱的责任。他们肯定会掩盖事实，就当什么事儿没有，说那人是生病死的。”

53. 不久，我的听觉和嗅觉也变得和所有囚徒一样灵敏。我发现长时间的饥饿可以使人的感官变得超常敏感。这可能是每个人天生都有的生存本能。慢慢地，我意识到每餐饭前半小时左右，我的耳朵就开始竖起来，一准儿能听到送饭的犯人负重上楼，在走廊里走近我们的脚步声。不光这些，我还渐渐地学会听出下窝头的菜粥是稠是稀，闻出汤是咸是淡，我成了监狱大学的高材生。

54. 我用这些材料做了一把“尺子”——《语录》的封里有出版社提供的该书精确尺寸。我用“尺子”丈量计算：我们每个人所占的空间为三十六厘米宽，将近一尺出头

55. 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这大概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当众孤独”吧。

56.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立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的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的读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出于生存的本能，我很清楚此刻该干点什么。没事儿也要努力找事做，让自己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忙碌起来，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我看到很多囚犯脸上神态茫然，他们也想努力适应现状，可因为多年来受的灌输教育，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事做来消磨时间，不能闷闷不乐被动的等人找你去演《海港》，因为那跟现实相差太远。

我意识到生存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美好。如果有必要，我还会这么做，为今后的生存做笔记。我做这类笔记的目的很简单，为出狱后我和家人的生活准备一条生存的途径。

另外我也有信心，世道总有一天会变。我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我有希望，尽管那只是一点希望，也值得为之努力。

因为当时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作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没有自我、个人的概念。

人得吃饭，但人也要给自己找事来做，并且人不能自私。

人的生存单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娱乐。

郑佐成被放出来的时候，在家等他的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季佳慧。她确实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世上有太多悲剧，但也真有大团圆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