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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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话语所坚持的论点，即唯有私有公司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一个伪命题。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应否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是它们应否存在，而是它们的利润的用途和目的为何。迄今为止，其很大比例的利润被资本家、官员和国家机器本身所吞噬，而不是被用于全社会和公共利益，因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试图争论社会不公的现实并不存在，借助的是抽象的所谓“刘易斯拐点”模式，试图论证中国已经进入那样的拐点，其劳动力市场已经整合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借助美国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争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像美国那样占到总人口的大多数。但实际是，总从业人员和人口的85%仍然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和生活，被迫接受低等的报酬，超常的工作时间，没有或少有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没有或只有不完善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以及没有在城市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只要如此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具有可靠的内需依据。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2022-04-26 18:08:57

• 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权力过度悬殊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如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抉择那样。如今中国正在摸索的方向是，怎样更好地结合国家与社会一市场。两者的二元合一无疑是国家能力和发展的关键，怎样将其做到最好乃是未来的关键问题。笔者初步倡议的是，逐步走向两者间更加对等的权力关系，让社会积极参与成为重大公共决策中的最主要的测验，让高度发达的社会力量来抑制当权者决策中所可能犯的错误。中国如果真能做到重大公共政策必须获得社会的积极和持续 参与、结合由上而下的领导和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才是能够发挥最大能量的国家与社会一市场间的关系的政治经济体系和道路。更多、更大的民众参与应该能够起到防御或缓解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体制性问题的作用。如此的治理当然会更高度渗透社会基层，但其性质会与现代西方国家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权力的模式迥然不同。它的国力将源自政党一国家和社会间更紧密的互补互动和携手合一，不简单是垂直条条型的韦伯科层制或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放任国家，而更多会是第三领域型的组织。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4 回复 1赞 2022-04-26 22: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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