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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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党的政客，急进派，新界的失意分子，中产阶级与工人中的竞选演说家，不免兴高彩烈地到市政厅和政府机关里去占个空位置。有些挂起金银的带子，心满意足，对着部里的镜子，而且用心学习适合于他们新地位的威仪去发号施令。他们要是不挂起赤色的饰带，戴上锦绣的制帽，装起官僚的模样，怎么能够威压从前在工场和事务所中的旧同事呢！又有一些人却埋头在档案中间，尽气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个头绪。他们要制造法律，还要发布夸大的告示，然而这时再没有人来奉行这些了，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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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倘使工人去要求安乐的权利，其结果必然两样。所要求安乐的权利，即是要求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利，二这含有适应各家庭的需要占有住宅，把食物的仓库收归公有，在熟知饥的苦况以后，再来认识富裕的意义。他们主张他们对于一切社会财富的权利（这财富是过去和现在世世代代民众的劳力的结果），并且还要利用这财富来使他们也享受资产阶级独占去了的科学和艺术的高等快乐。 他们主张过着适意生活的权利，同时他们还主张更重要的权利，要有权利来为他们自己决定如何是适意的生活要保证这种适意的生活须生产何物，何种东西是无用而应该排斥的。 “安乐的权利”便是说要能够过着人过的生活的意思，要能够养育子孙，使之成为比较我们现在这社会更优美的社会的一分子的意思；而“工的权利”的意思，不过是使工人成为工钱奴隶和苦役者，他们的子孙将永受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支配罢了。“安乐的权利”是社会革命，而“做工的权利”不过是商业制度的踏车而已 现在是时候了。工人应该起来主张对公共遗产的权利，并且应该占有这个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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