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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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种团圆和谐的场面设计相对，黄家一出场就代表着一种反民间伦理秩序的恶的暴力。黄家的每个场景都是反伦理，反普通社会的场景。我们看到，黄家恶势力闯入了杨家过年景象的内在和谐，打破了原有家庭和日子的延续链环。就在杨家人为到谁家去包饺子相让不下时，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闯进来强迫杨白劳跟他去见黄世仁。布景一转，黄世仁在除夕之夜借逼债之名，强霸人女。不愿以女儿抵债的杨白劳竟然被强按着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盖手印，然后被推出大门倒在雪地里。（稍后，黄世仁又在佛堂里奸污喜儿。）不用说，这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这个风俗连带的整个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 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万一黄世仁在某种意义上遵循了这个秩序的规定，比如娶了喜儿而不是置她于死地，他结果就很可能越出了政治敌人的范畴。于是就不会有《白毛女》这个故事，也不会有它的政治意义。黄世仁的反社会伦理是极端的，到了“仇”的地步。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被抢拆散了使普通社会的秩序赖以依托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及其延续机制（婚姻）遭到了破坏。当黄世仁对民间社会秩序的冒犯变成对这一秩序的毁灭时，按照道德逻辑以及叙事原则，报仇成为必然的剧情发展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大春的归来是民间伦理的道德逻辑所预定的，平恶申冤是这个逻辑自我强化的一个功能。当然，归来的大春是一个双重代表：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间秩序的归复者时，他才是政治的代表。 (查看原文)

  一粟 6赞 2024-09-21 20:16:31

• 赵树理文学也许正是“双刃剑”般解放/压抑并置的现代化历史中一处被遗忘的、“幽灵”般的存在。重新面对赵树理文学内涵的复杂性，并不是要再次判断其“现代”与否，而是反省我们的现代观和那些定型化的关于现代的想象方式。也就是,将我们一直视为价值评判标准的“现代性”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赵树理小说创作及其文本正提供了展开类似讨论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并不简单地将赵树理1966年回顾自己一生创作时的慨叹，视为一种“农民主义”的文化守旧或一种本质化的“民间文化”的声音，也不把他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中的时代性“消隐”看做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赵树理所要继承的乡村传统文艺资源的消亡，是否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赵树理由“启蒙”转向“抵抗”的创作轨迹，是否呈现出现代性扩张过程中的暴力面向？或许不无现实意义的问题更在于，如果说赵树理曾依托乡村旧文艺创造出一种现代的农民共同体想象，当我们将某一社会群体指认为“农民”时，他们的主体想象和共同体意识将建基于何种文化之上？——类似的问题,或许也是我们今天重提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意义所在。 (查看原文)

  一粟 4赞 2024-09-21 2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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