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1794年5月8日早晨，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临死前他和刽子手约定，头被砍下之后尽量多眨眼，以此来确定头被砍下之后是否还有感觉，他一共眨了十五次眼。这是拉瓦锡一生中最后的研究。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社会革命之一，它的规模，暴力，恐怖和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发生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法国大革命处处充满着对立和矛盾，它不按照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变革，而是任由感情摆布。它能够把仁慈不幸的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能够砍掉拉瓦锡的天才头颅，也能够使那位来自科西嘉岛的伟大人物享受以往任何君主都不能拥有的权力和荣誉，甚至包括伟大的路易十四。处于和法兰西距离遥远的中国，时间列车已经向前行进了两个多世纪，我们还有必要去回首这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激情洋溢，最光明美好，最黑暗恐怖，最神圣伟大，最卑下无耻的一幕吗？现在，人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孤独地处于同一个世界。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去了解过去的时代，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下的社会，也无从对未来的世界抱有坚定的希望。中国古话说“追往事思来者”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书你会越看越吃惊。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忍不住一次次翻到封面，看看作者的名字。当你明白无误地看到作者是一位已经逝去很多个世纪的思想者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位智者所描述的世界和你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相似，如此让人充满希望，神圣的感情，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又如此令人孤独绝望，焦躁不安，彷徨无奈。当我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次次看到当代中国种种令人不安的现状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掩卷长叹。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于1840年（第二卷，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次年托氏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年仅36岁。此后的十五年中他没有发表过重要著作，直到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旨在阐述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创作精神和《论美国的民主》如出一辙。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洞见到民主社会可能导致独裁政府的出现，因此，一个社会仅仅拥有民主和平等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另一种更加坚固，更加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生性热爱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人具备建立一个不一定伟大，但绝对崇高和神圣的民主社会的能力。当他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时候，他不禁感到失望。浪漫的法国人因为对平等的狂热渴求而毫无顾忌地将自由仍在一旁，不闻不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氏依然继续着对民主社会的思索，同时，他还用充满感动和激情的笔调精彩地论述了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托氏认为民主社会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思潮，一定会在所有的国土上生根发芽，不断壮大。但是他的心中充满了遗憾和忧伤，对于已经逝去的贵族社会他无限留恋，长长叹息。贵族社会虽然存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但拥有高度的自由。法国的旧制度是链条式的，国王，贵族，教士和农民都处于这个链条之中。贵族和教会对君主的权力都有一定的约束性。农民附属于贵族，贵族负责承担他们的赋税。在发生饥荒的时代，贵族有义务赈济农民。作为回报，农民效忠于贵族。因为贵族本身就生活在农村，他们对于农民的辛苦非常了解，深表同情。在国王制定不利于农民权益的法规的时候，最强烈的反对者往往是贵族。贵族可以说是这种链条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贵族一次次妨碍了国王的行动，制约国王的权力。国王已经下定决心要剥夺贵族的权力，剩下的只是时间和策略问题。当时中国儒家思想在法国格外盛行。启蒙运动的伟大领袖伏尔泰对孔子推崇备至。他不拜耶稣，却把孔子的画像挂在书房里，早晚定时朝拜。由伏尔泰领导开创的启蒙时代也被称为伏尔泰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在他们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他们心中，中国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国王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他剥夺贵族的权力，用官吏取代贵族，向农民灌输平等的思想。为了使贵族不反对他进行这样的变革，他给予贵族许多物质上的补偿。贵族的权力虽然被剥夺了，但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更大的特权，他们比原来更加富有。他们非但不阻止国王进行的这一项旨在消灭他们的变革，反而和国王一起动手，把自己推向灭亡的道路途。当贵族的权力特别大的时候，农民以为理所当然，他们对贵族权力的态度就像对政府的权力一样。当国王着手削弱贵族权力，以加强自身权力之时，农民们忽然对贵族享有的特权无法容忍。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贵族制度，做自己的主人。其实，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权力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强大，更加残暴。这种权力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它原来被称为贵族，现在叫做政府。贵族制度的废除非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变得富裕，反而使他们处于比原来更加悲惨更加无可奈何的境地。贵族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保护农民的义务。贵族不像农民一样承担公共捐税，因此他们“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他们无切肤之痛。”更加糟糕的是，原来沉重的大部分赋税都落在贵族头上，贵族政治权力被剥夺之后，沉重的赋税转移到贫苦的农民身上。这一变革和1949年后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何其相似。（关于1949年前后的土地制度，董时进有格外精彩的论述，参见《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贵族权力未被剥夺之前，他们负有赈济饥民的义务；随着贵族权力的消失，他们承担的相应义务也消失了。因此，当发生饥荒的时候，贫苦的农民只能依靠政府。而中央政权距离农村是如此之遥远，它不能对饥荒的情况有很好的了解，因此政府在面对类似的社会情况的时候，总是显得疲软无力。真正发生饥荒的时候，农民们就只好到外地乞讨。随着贵族的没落，农村大规模的没落开始了，它以任何人任何因素都不能阻挡的力量向前冲去。贵族原来生活在农村，在自己的领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政治权力被剥夺之后，他们纷纷涌向城市，土地租赁给农民。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成地主和佃农。国王出色地使贵族和农民互相离弃。贵族认为佃农不过是债务人，他对他们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和惯例属于他的东西他丝毫不放过。贵族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之后，他们反而更加苛刻和残暴。由于这一举措得到很好地实行，中央政府拥有空前强大的权力。中央集权本来采用大众平等的策略，它鼓动穷人反对富人，无权者反对有权者，权力小的反对权力大的（武周革命的时候，武则天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当它把权力集中，同时想要巩固和牢牢控制这种权力的时候，它就不得不有所倚重。因此，在一个特权阶级消亡之后，一个新的阶级就会崛起。武周革命时，武则天破格提拔了大量八品以下的官员，借助士阶层的力量来扳倒位高权重的贵族阶级。中国士阶层的真正崛起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此有格外精辟出彩的论述，至今回想，仍然激动不已）取代贵族阶级为国王所倚重的是资产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享有权力，但他们永远属于从属地位。路易十四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封建王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看似强盛，其实已经濒临破产。政府亏欠了巨额债务。路易十四时代频繁的战争，奢华的凡尔赛宫，特权阶级奢侈腐化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已经巨额亏空的国库。路易十四死后，这个充满危机，摇摇欲坠的帝国由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承。（路易十四执政时间长达72年，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儿子和他最大的孙子都先于他之前去世）路易十五不得不着手解决财政问题。在解决财政问题的时候，路易十五扮演着极为尴尬的角色。中央政府充实国库的主要途径有两个：卖官和加重赋税。中央政府出卖官职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路易十一时代。路易十五格外崇拜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最出名的言论是——朕即国家！从路易十四手中接过来的帝国使路易十五颇为为难：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希望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但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他不得不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它们贴上价格标签出售。通过购买获得的官职，政府不能轻易罢免。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热衷于此，都想要从国王的手中买到一官半职。官员们上任之后拼命贪污渎职。卖官虽然使国家暂时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它非但没有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反而使之继续扩大，恶性发展。政府在税收上大动脑筋。贵族虽然没有了政治权力，但他们依然享有经济特权。中央政府始终将贵族看成它的敌手，因此，它尽量避免触碰已经失势的贵族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拼命谋求自身的权益，政府也不敢触碰他们的利益。最后，政府，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都把目光瞄向农村。最为贫苦的农民失去贵族保护之后更加软弱，更加没有力量来反抗政府。就这样，全国最沉重的税收都加在最贫穷的农民和小产业者身上。农村社会全面走向崩溃。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地说，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所有进步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被迫无偿帮助政府修路，而他们自己永远不会走在这样的道路上。他们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一年，获得丰收之后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上交给政府。如果他想出售一部分粮食，他必须先向资产阶级缴纳一定数额的钱。他满心失望，想把剩下的粮食磨成面粉，做成面包的时候，他还必须去贵族的磨坊，为此，他要支付一笔为数不小的钱。政府，资产阶级，教会和贵族勾结在一起共同压榨贫苦农民。农民千方百计逃向城市。在法国的所有村庄中，你绝对找不到一户富裕超过一代的人家。一旦变成有产者，他们就会像逃离地狱那样逃离农村。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农村的现状吗？农村中几乎所有的精英都变成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出身农村这一事实，对农村中满目疮痍的现状不闻不问。于是，法国农民陷入了纽伦堡悖论之中：生活明明已经无法忍受，但又不得不忍受下去。专制政府对权力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它拼命抓住任何一丝可以抓住的权力。它甚至想要将农民种植农作物的权力抓到手中。农民在一块土地上种下农作物之后，如果政府觉得这块土地不合适种植，它就会强行拔掉。1990年代我念小学的时候，当地政府勾结学校，让老师带领学生去拔除已经长得很好的农作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整片整片土地上一尺多高的小麦全部拔掉。一个中年妇女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时睁大了眼睛，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伤心绝望地哭起来。那是我童年时代听到过的最绝望，最无助，最悲惨，最凄楚，最揪心的哭声。我当时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那悲惨的一幕和那揪心的哭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难道农民就是这么好欺负的吗？难道他们不会铤而走险反抗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平吗？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讲，任何一点可能会威胁其统治的权力都让它恐慌不已。那么，如果所有的法兰西人民都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政府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它虽然废除了贵族的权力，但让贵族的荣誉始终保持。丧失权力的贵族往往看不起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耻于与资产阶级为伍。如果国王任命一个贵族为一个省的总督（这一职位一般只授予资产阶级），那他将会觉得这是莫大的侮辱。同样，在面对贫苦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时候，资产阶级竭力撇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同一个阶级中呢？政府如法炮制。它让每个农民轮流征税，但不规定征税的数额，每次征税的标准都以实际的财产来确定。承担起征税责任的农民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受难者又是暴君。征税人大半年的时间都奔跑于各家各户之间，他会因为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濒临破产。作为政府无辜的代理人，农民们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他身上。政府看似高明其实愚蠢之极的手段在人民中间成功造成分化。个人总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政府战斗。每个人在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都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不会有人过问他的遭遇，更不会有人会因为正义和他站在一起。这个如此可怕的社会是怎样产生的？这还得追溯到那位伟大的太阳王。整个路易十四时代都在倡导重商主义。金钱已经取代上帝成为新的信仰。政府永远鼓励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它曾经成功地用金钱从贵族手中把权力买过来，现在又尝试建立一个只向往财富的社会。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专制政府那样如此尽心如此卑鄙地为拜金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了。我有点伤心地发现，发生在两百多年的法国的这一幕已经在中国重演。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有多少人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人们考虑的唯一因素便是金钱，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获得丰厚报酬的专业便是好专业。更多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长处何在。政府害怕任何团体。当时甚至找不到一个十人以上的团体，政治团体则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专制和拜金主义的社会使人们走向孤独。他们独自走在金钱铺成的荒原上，是那样地疲惫，绝望，孤独和无聊。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可能被推翻吗？在1789年7月14日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法国人会认为能够推翻政府。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多年前就在他那本五千字的经典著作中论述过物极必反的道理。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强大，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时候，它其实也最为脆弱。这就像一个吃了生长激素发育不良的巨人，他的强大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一种疾病。因此，最轻微的袭击或许就能对它造成致命的打击。政府为自己将民众分成一个个孤独弱小的个体而沾沾自喜。它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就像路易十六为了提高铡刀的效率而亲自进行改造，但不久就被送上断头台，躺在他亲自改进的铡刀之下一样。生长激素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它只会反过来吞噬身体本身。大革命爆发之后，没有一个人敢为别人担保，没有一个人敢包庇王室，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和不安。民众在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的大革命中小心翼翼，惴惴不安。在这样的恐慌中，他们渴求被奴役。十年之后，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大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当拿破仑实际上成为独裁者，并享有更多的权力的时候，没有人质疑，他们为自己再次成为皇帝忠实的仆人而感激涕零。专制主义永远是培育革命和奴性的温床。伟大的巴尔扎克在伟大的《人间喜剧》中出色地描述了没落的贵族和繁盛的巴黎。外省人一次次在他的笔下出现。当我们翻阅史料，让思绪回到那个时代之后，我们就不会对巴黎和外省的对立感到惊讶。当时的巴黎成为法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巴黎崛起的同时，外省走向衰落。在外省中充斥着纷纷破产倒闭的工厂。18世纪法国的农村状况远远不如13世纪。在路易十四时代，全国一半的财政收入都花在凡尔赛宫之中。“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在此，将北京和巴黎作一番比较很有必要。1949年之前，北京城区的常住人口有60万。从1949年到现在的60余年中，北京人口增长了30多个倍。一个城市如此疯狂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从教育上来看，全国100所重点建设的学校中北京有26所，几近三分之一。教育部担负起建设这么多畸形发展的高校的重任，其经费来源毫无疑问是各地的财政收入。同样，北京每年都要花费100亿来修建地铁。至于鸟巢，国家大剧院等建筑的资源无一不是来自于国家财政。当我看到青海大学自建校到现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投入不足1000万，而北京的几乎每一所高校每年都能够从财政中获得一个亿以上的拨款的时候，这种巨大的不平等将会导致的什么样的后果？为了保障北京用水充裕，周边的城市在晚上七点之后就会停水。我很吃惊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为什么不指出来？我们有理由担心，只要北京发生轻微的风吹草动都能够导致整个国家的大动荡。对于一个脑袋大而身体弱小的人来讲，还有什么地方是比大脑袋更易于攻击的呢？路易十五时代是法国军事史上很不光彩的时代之一。在对近代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丘吉尔将此次战争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惨败，英国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六接过来的帝国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一击即溃的纸老虎。托克维尔对路易十六充满了同情，因为路易十六终其一生都在进行改革。他要推翻不能让人忍受的旧制度，他要关注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路易十六统治的二十几年是法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代，工商业欣欣向荣，原来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也在逐渐减少。这个帝国似乎呈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然而，路易十六的改革并没有博得人民的任何一丝好感。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小产业者，农民都把所有仇恨的情绪集中在专制的中央政权和国王身上。有钱阶级向农民靠近，试图和他们打成一片，农民却退回到他们一向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另一个阶级达成和解。托克维尔不无感伤地写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在政府已经决定抛弃不合理的制度，表示出极大的诚意想要把国家引向良好的轨道的时候，人民表现出如此巨大如此可怕的仇恨情绪？为什么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使人民怒不可遏？“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中国的行政改革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充满期待。白夜壬辰年七月初十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末，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托克维尔如是说。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公共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都显示出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在他们国家，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礼；因此理性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我觉得，这活脱脱地描绘了我们在网上认识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及我国某些装神弄鬼的知名学者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