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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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 (更多)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收起)

  2011-08-02 21:39:29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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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 (更多)

  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收起)

  2011-08-02 21:22:0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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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 (更多)

  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收起)

  2011-08-02 21:19: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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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 (更多)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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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 (更多)

  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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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桴夜 (磊落，敢做，心胸，肝胆，有爱。)

  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 (更多)

  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收起)

  2011-08-02 21:19:42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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