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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菊与刀
我们美国人是不会在这类事件上用金钱标准来衡量的,诸如,冷饮店里的一次偶然请客;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哈齐"的忠诚之类。而日本人却这样做。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觅妥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制。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土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仍是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如果说,对武土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土的侵犯。 生在十八世纪法国的托克维尔,尽管对平等制的美国给予好评,但他仍对贵族生活知之甚深,十分钟情。认为美国虽有其美德,却缺少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以至农夫,皆可以此自许。"托克维尔一定能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认为阶级差别本身并没有什么不体面。 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象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象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引自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