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作为“译者”的史学家和作为“译本”的史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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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过去的事，但历史也代表历史学家现在如何看待过去，如何理解、书写历史。这本回忆录里，我（柯文）恰好在两个阶段——“当时”和“现在”——都是主角，所以本书的书名《走过两遍的路》，恰到好处。（第232页）
某一类书读起来相当顺畅，但在读后总结、整理其观点时却异常困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1934— ）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便可归入此类。究其原因，笔者对于葛兆光教授的评论深表赞同：
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范与方法，供学者们思考、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做到了。
——确实如此，一位研究志趣和研究范式在其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多次转型的丰产学者，有关其学术生涯的回忆录必然囊括了相当丰富的观点、理论与方法。虽然柯文的行文逻辑环环相扣，译者亦在其协助下给出了相当流畅的译文，但让笔者消化这样“巨量”的知识仍深感吃力——即便已经读过两遍（港版和陆版）。因此，笔者在此写下的更类似于碎片化的感想与读书笔记，权当分享以下自己的阅读体会。
本书2019年初于美国出版英文原版，2021年初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中译本，到如今的2022年年中，简体中译本亦正式上市，作为一位海外历史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其引进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陆）的速度之快可谓实属罕见。这相当程度上源于著者/传主柯文本身在中文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译介为中国历史学界系统了解战后美国（其实相当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整个西方）汉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教科书式模板，那么《历史三调》更是向中国大众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全新视角，从而使之已些许摸到了“畅销书”的“门槛”。
当然，如同绝大多数文字工作者，柯文也并非天生的“名作生产机器”。在前述两书之前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其中译本的社会影响以“沉寂”来形容可以说并不算太过分（虽然同样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人物研究著作），至于处女作《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更是全然没有被译为中文（不知道这本回忆录出版后会不会有出版社想要“炒冷饭”，只求别搞成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译本那个水平）——毕竟历史学家也是要成长的，即便柯文这样的天才（在本书的第一章其实已经有些许体现，只是柯文或不自觉或谦虚而一笔带过。这里需要额外插一句，本书确确实实是一部作者的学术回忆录，柯文极力压缩了对于个人家庭生活【例如，他的第二段婚姻全书只有两处提及，且第二位妻子的名字仅在书末提到】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叙述【虽然在朋友的建议下作了补充，但笔者阅读的感受是这种补充明显属于“为了补充而补充”】，而专注于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线索展开相关论述）也不例外。
甚至，在《走过两遍的路》一书的叙述中，柯文的研究和著述取径反倒显得相当“普通”：处女作受到了研究生讨论课主题的启发，并首先以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第二部作品选择了资料丰富（且便于获得）的王韬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实际考虑也是影响学术生涯的一大因素”，第26页）；直到第三部作品（《在中国发现历史》），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具有了自身的鲜明色彩。而在此过程中，柯文亦饱受思虑枯竭（“读者如果面临过眼中写不下去的情况，一定能马上体会我当时多么如临深渊。”第151页）、文献难辨（“各种史料特别丰富，但蝇头小字，模糊不清，我怕是要早在失明了。”第179页）与出版不易（其就此问题在第161页对于青年学者的忠告可谓痛彻心扉了）之苦，其字里行间也确实体现了历史研究者普遍性的学术道路于此过程中的艰辛困难。
当然，柯文终归是"the Special One"，这种特殊也正体现于其自《在中国发现历史》开始所进行的一系列领域各异但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研究范式探索：
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于“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的视角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柯文因本书而常常被视为“中国中心观”的开创者，但正如其自己所言，这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是一种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集体转向，柯文更多地应该被视为其“摇旗呐喊者”，而本书也更多地应被视为一部史学史专著而非方法论专著）
（顺便一说，孔飞力1971年首版的本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里程碑式著作（三年后，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方才出版，此时他仍受于“西方中心观”带来的桎梏）。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本书在中国的受关注度和销量远不如孔氏的另一部作品《叫魂》——这大概就是历史地位与知名度不相匹配的一个案例吧2333）
在《历史三调》中有关“经历-历史-神话”的叙事研究；
（事实上本书更类似于一部探讨史学理论的著作，以及其“三调”的叙事结构似乎已成为后辈学者寻求新颖论述方式时最受欢迎的模仿对象，比如前段时间读完的《自主》，在篇幅布局上便有着明显的《历史三调》色彩）
在《与历史对话》和前期的“国耻”研究中对于“局外-局内”“当时-现在”的主体性考察；
（需要承认的是，相对于本书及其前身“国耻”研究，笔者反而对于造成两者之间“断裂”的《了解中国历史的挑战：演变视角》（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一书更感兴趣，按照作者的表述，该书“囊括众多主题”，但“一以贯之的是我寻找、探索中国历史的新路径”（第176页））
（这不免让笔者想到之前读过的王笛教授的论文集《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由11篇选自不同时期的论文组成的学术自传，通过一种“尽早不言中”的形式呈现著者的学术取向演变。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挑战》体例类似，则可以说相当适合作为《走过两遍的路》的姊妹篇了）
以及在最近的《历史与大众记忆》（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中跨出中国视域（或者如其所说，“将中国置于更宽广的语境，以崭新视角看待”，第208页），在多种文化土壤内探索“故事”所蕴含的人类共同“记忆”特点；
（相当期待引进的一本书，以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进行记忆、故事与历史之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被视为作者自《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学术转向——须知，此时作者已八十高龄）
不难注意到，虽然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柯文的绝大多数成果皆围绕中国历史诞生，但所关注的问题在其步入学术生命的“盛年”之后便已不再仅限于“中国的历史”，而是借以中国历史的案例，探讨诸如史学史、史学方法论、历史理论等更为宏观的议题，以致最终跨越国别乃至文化的藩篱，转而以跨文化比较的方式关怀“记忆”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理，就此而言，虽然本书副标题为“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将柯文局限于“汉学家”或者“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标签恐怕是不恰当的——中国研究于他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其用以探讨更为普遍性的历史理论的案例资源——无论他主观上是否如此。
同样应当提到，亦是柯文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并作为全书结尾论述）的，还有其对于自身作为“历史学家”之职业观的认识：
除了冒着风险再现历史亲历者或神话创造者的意识之外，我们还努力架起他们与我们当代人世界的桥梁，为二者实现一定程度上由益的沟通。历史学家就像翻译，翻译要忠实、有效地把文章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历史学家也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翻译。在调解二者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试图理解历史研究对象的意识时，必须抑制自己的局外人倾向；而向当代读者解释这些意识时，我们不能抑制而要利用这一倾向。总而言之，历史学家就像翻译，必须通晓两种语言——过去和未来的语言——带着敏感和最大程度的忠实，在两个大相径庭的领域辗转游走，这种要求，是我们治学面临的最大矛盾。（第125—126页）
显然，相对于将历史研究比作“拼图”或“探案”的旨在“重构”过往的治史倾向，柯文更青睐于“结构”对于过去的话语，并将之“转译”——他并非自己所提到的那种“最纯粹的自律主义者”（第122页），不强调用历史的“事实”替代“神话”（在柯文看来这本就不可能），而致力于探讨过去的“事实”因何演变为“神话”，“神话”又如何产生以及产生了何种对于其受众当下、未来乃至（理解）过去的影响。
当然，由于笔者能力与精力所限，对于柯文的分析也仅能止于此。事实上在回忆录英文原版出版后，已有一些优秀学者对于本书及其中体现的柯文其人其思给予了相当深入浅出的评论和解读，其他豆友已经贴出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毛升老师的书评和访谈便是典型（《柯文谈他的中国史研究之旅》《毛升评柯文回忆录︱在中国发现历史2.0版》），有兴趣者可自行参看，笔者不再赘言。
最后，笔者还是想借自己“读过两遍的书”的“先发优势”造福一下豆友，简单说明一下社科文献出版社版（大陆版）同早前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版（港版）之间的差异。
首先翻译方面，大陆版通过授权出版的方式，直接采用了港版刘楠楠女士的译本——这的确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一则作为一部有“爆款”潜质的译作，直接使用已有的译本可以省却不少时间，避免读者等待太久；二则港版译本也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译本，如前所述，该译本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本就熟悉中文的柯文本人的大力协助，加上刘女士的翻译确实流畅，使得译本在文字和专业性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保障。
当然，由于文本、国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陆版必然不会将港版“拿来即用”，一定程度上的修订不可避免也确实必要。笔者在进行了粗略地比较后，认为大陆版对改版的修订大致可分为三种：
其一是对于部分翻译文字的修改。如对于副标题，港版为“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大陆版为“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英文原文为“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
又如港版第139页：
与会者对不同部分或支持或反对，中国同事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评价，并与其中一位同事争得不可开交。
大陆版于第134页译为：
与会者对不同部分或支持或反对，中国同人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评价，我还与其中一位同人争得不可开交。
此类修改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编辑根据大陆用语习惯对于港版翻译在文字上的“修缮”和“优化”。当然效果如何见仁见智，就笔者所举的两个例子而言，副标题的修改似乎实无必要，而句子的修改则确是具有优化效果。
其二是对于港版少数翻译错误的订正。在此仅举一例，即原版第195页的“The Commercial Press”在港版中被错译为“商务出版社”，在大陆版中被改回正确的“商务印书馆”。在此仅代表东家对社科文献的编辑老师表示感谢23333
其三则是读者较为关心的，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对于港版文字的删减或修改。就笔者所见，此类情况在全书中大约在10处左右，主要是对一些涉台及国史相关词语表述进行的删除或修改（包括给在岛上的“中华民国”加引号）。相对较大的改动出现在原版第53页（对于改开后对域外政治文化接受困难情况的评述，用以类比清末的情况）、140页（外国历史研究者在华开展实地研究的一些困难）和200—202页（越王勾践故事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的隐喻），可能会对读者的进一步深入理解柯文的态度和观点造成障碍，但总体而言，大陆版编辑通过词语的替换在最大限度上对于文字实现了保留（在大陆版第13、96—100、128、164、198页都可发现类似痕迹），当然，有些替换则未免不伦不类了有一些，比如第198页的国民党标语，比原版客气了不少，但明显脱离语境。
当然，总体而言，就两版的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大陆版已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本书的精髓与思想内核，在阅读方面较港版并无明显劣势（当然，私觉得港版封面更好看，嘛，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最后，笔者还想要提及一种颇为有趣的“联系”：作为费正清为数不多至今存世的高徒，柯文在《走过两遍的路》中多次提及恩师对于自己的教诲和这种教诲对其学术生涯的影响，而在本书末章的倒数第三条注释中，柯文再次回忆了费正清对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一条重要批评：
读者您可能想到，几十年前，费正清先生对我博士论文的主要批评正 是我没有渲染19世纪60年代不断累积的紧张气氛，最终导致的那场 “摄人心弦、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正可以把所有分析角度收尾到最 强音。若是你能用杰出的编辑技巧搞定这点，写成畅销书几乎不在话 下。因为这个故事正是不断积累，直到高潮”。
读到这里时，突然回忆起了当初修改硕论时导师的批评：
你现在的论文写法，除绪论开篇几行字比较生动外，整个都有一种重论不重述的感觉，好像一直都是在讲理和辩论中，行文太过学究气，因而呆板、生硬，不吸引人。历史论文固然也必须要论，但我们讲究的是论从史出。除结论部分可能要加强一些理论色彩外，正文部分总体上都应该是述史，即讲故事。论点要通过故事即史实的生动展现，层层剥笋般地呈现给读者，而不是讲理讲给读者听。你这篇论文所涉及的案例，以及围绕其展开的矛盾，集中在1913年一年中，正是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展现你的论点的极佳素材。可惜你没有把功夫下在“述”上，而是放在“论”上。如果预答辩后时间来得及，我意你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做修改加工。
虽然自己是一只菜鸡（最后也没有把论文改成导师希望的样子），但导师确实是大牛。而这些“史学家”们在著史和培养后进之观念——讲一个“好故事”——上的“殊途同归”，或许也正体现了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某种大道至简吧：
深入探寻我们渴望了解的神秘过去，正是为历史学家带来满足感的最大来源。（第253页）
